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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琰 实习生 徐琳玲
上海报道
“作为一项重大改革尝试，教育部本来希望软件学院能吸引外部资本，成为改变教育结构与市场脱节状况的高校体制改革创新先锋，”一位软件学院国家评估组成员私下透露，
“但不少学校进展缓慢，教育部对此感到失望。”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经过近两年尝试，35家示范性软件学院真正实现产业化运作的还不到三成。
“5到10年之间，将有50％至60％的软件学院被淘汰出局，”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学院招生负责人潘自强说，“目前已有软件学院出现回归传统大学二级学院的征兆。”
变形的教育“特区”
2001年12月，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批准了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旨在为国家软件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国家设软件学院主要也是解决人才缺口问题，”一位软件学院管理人士称，“我们的现状是IT人才总量不缺乏，但结构不合理，高端、低端人才都缺乏，高校计算机专业教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与高校现有计算机系（学院）不同，示范性软件学院侧重于工程开发教育，重在培养学位为工程硕士的实用复合型软件人才，在培养模式上更贴近市场需求，办学机制也强调与企业结合。
这些学校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其生源可从所在学校二年级后在校本科生中招，可招收软件方向工程硕士、第二学位，招生方式和规模由所在学校自主确定。更为优厚的是，学院可按办学成本，在国家最高限价下制订各自学费标准。平均每年收取的学费可达1万至2万元。
同时，教育部鼓励各学校根据自身特点及所在地实际，选择不同的国外大学或公司开展合作办学，形成不同特色，不搞统一模式。由于35所示范性软件学院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再加“试点”性质，软件学院一时被誉为高等教育“特区”。
但随后一年多的运行效果，却令教育部难以满意。“2001年9月各学校申报时，显示将有大量民间社会资本会投到软件学院，但最终很多都没能落到实处，”上述评估组成员说，“教育部希望企业能加入，更好地促进教育改革，面向产业需要，但很多学校还处于观望状态，多数还是自己按老套路在搞，有违政策初衷。”
此外，教育部三令五申明令反对搞一套人马、两张牌子的“双轨制”，但一些学校用了教育部的“按成本收费、办学自主权”等优惠政策，别的却都没变。
“传统计算机专业以素质教育为主，软件学院以职业教育为主，设计的培养目标本来就不一样，也不该放在一起。但目前，真正分开办学的只有一半左右。”这位人士称。
生源之争
不管是否双轨制、市场化，对软件学院来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生源。软件学院主要培养工程硕士，但通过前三期招生，社会存量已消化一大部分，而整个软件行业目前处于一个低谷时期，增量有限，整体形势是生源趋减。一位软件学院的负责人分析道，“国家希望达到每家5000人的纯学历教育培养规模，实际上现在能做到3000人规模就很不错。”
招生竞争因此正趋于白热化。为了能以较快速度扩大办学规模，各软件学院趋之若鹜地在异地设点招生甚至办学，这反过来促使生源争抢更为激烈。
为扩大生源，潘自强所在的学校已于8月底派出招生教师到全国近20个城市的招生分点，准备今年12月的招考工作。“我们也要主动出击，”潘说，“竞争的最大好处是，每个学院都要想办法使自己脱颖而出。”
目前在上海的软件学院，除了本地交大、华师大、复旦、同济四家外，还有中科大、北邮和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据说北大也将很快进驻。
据本报了解，由于对异地办学教育部未置可否，短短两年间，60％到70％的软件学院已悄悄把触角伸到外地，而聚集国内众多IT公司的广东和沪宁杭地区，更成了各地软件学院的兵家必争之地。
仅去年，国防科技大学就在厦门、金华、苏州设了教学分点，今年又在宁波开了“新店”。而在深圳，已经出现了十余家异地办学的软件学院。
“我们在北京也办了分院。”湖南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王益民说，“办学不应该局限于一地，否则学校的发展很有限。通过市场的竞争来调节，优胜劣汰，那些好的、有特色的就会脱颖而出。”
这种竞争也让软件学院更注重教学改革及服务特色。“我们的研究生专业课100％由国外一流软件专家授课，”华东师范大学软件学院院长何积丰教授说，“各学校到底与市场结合得好不好，明年第一批工程硕士和双学位学生毕业，就可见分晓。
而对那些雄心勃勃的软件学院来说，异地办学不规范是其共同担心的问题。“软件学院不会一荣俱荣，但肯定会一损俱损，”参加8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全国性软件学院会议时，不少学院人士强调，“大家一定要自律，千万不要让软件学院走上网络学院的老路。”
据介绍，第一批建软件学院的都是知名高校，比较爱护自身名誉，但现在一些脱离本部在异地扩张的分院就很难保证教学质量。
华南理工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张凌担忧地指出，“外地来办学，一般硬件设备只够做点桌面软件的研究，不可能设计出大型软件。此外，异地授课的老师上完课就飞走了，学生做实验谁来辅导？”
“软件学院不能为了眼前利益，招一批学生抢一批生源，这是很低级的做法，要实行错位运行、良性竞争。”同济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张维东说。
政策摇摆让资本踯躅
建设软件学院，需要大笔资金投入。如果将缺口资金仅寄托于收取的学费，势必造成引发争夺生源的“恶战”。
教育部希望软件学院与社会力量合办，拉动社会资本、民间资本的投入，并把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投入转变为投资。然而到目前，各地软件学院与企业在资本上的合作多数尚为“意向”阶段。
“企业资金进来都要求有回报，”张维东表示，“作为规范的高等教育，这个回报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也可能达不到回报，甚至亏损。我们也谈了很多合作意向，都没成。”
显然，要与软件学院谋求合作，资本需另有所求———金钱、名誉，和名誉之外的战略考虑。要寻找到这种企业，有一定难度。在这方面，只有北大、华师大等少数学校找到成功引资模式。
华师大与复星集团合作成立上海师索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然后将华师大软件学院托管给师索。软件学院盈亏由公司承担，学费由华师大管理，日常教学管理由学院负责。
“回报要从长远看，”师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顾巍说，“现在是投入期，先要塑造好这个品牌。将来可以延伸到培训、工程研发等。”
但是大多数软件学院却并没有那么幸运。资本的犹豫也来自于软件学院本身“身份”的模糊不清。“教育部希望大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国情、结合学校本身办学经验的运作模式，但政策的不确定性却让我们处境尴尬。”一位软件学院的院长助理指出。
2001年，教育部提出鼓励高校与地方和社会力量合作办软件学院，吸引企业资金注入，享受其他二级学院没有的一些优惠政策，软件学院是朝独立学院的方向发展。
一年后政策发生了变化———教育部高教司官员一再强调“搞软件学院是国家行为”，是“政府行为”，“学校要牢牢掌握对软件学院办学的控制权”。
一旦定性为高校里普通的二级学院，软件学院就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原本对软件学院的投入也就归到所在高校名下。新政策倾向令投资方心怀疑虑，担心自己的产权能否得到保护，不敢再贸然大幅投入。
“我们已按要求吸引资金注入，但现在我们不是独立学院，也不是独立法人，那企业的投入就到大学里去了，哪个企业愿意呢？除非是慈善捐款。”一位软件学院负责人无奈地表示。
对已经建立公司管理制的软件学院来说，也常常面临管理和指挥出现的不同声音，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无法完全实现。
“我们走到今天，每一个进步都要冲破障碍。”上海交大软件学院副院长傅育熙说，“软件学院要有好的发展，需要有更多自主权，成为独立法人，拥有独立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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