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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东京
黄淑娴
他们第二天要在南京书城的售书现场，展开一场带有促销意味的“中韩对话”。金河仁并不知道，这场谈话其实已经提前结束了———中国的作家们压根没兴趣谈论他。
刚从东京回来，这年日本的夏天反常，寒冷得像初冬，兼且还天天随凉风附送阵阵冷雨。本来准备在炎夏赚一笔的日本啤酒商人们，大概今年都患上了忧郁症。抵达当天，放下行李后，撑起一把从便利店用500日元买来的雨伞，我走到附近一间老字号的包店，买了一个曾经为我带来震撼的“炒包”（yakisobapan）。
我曾经在日本住过两年作文化交流，2002年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文化评论家四方田犬彦问我感到最shocking的日本食物是什么，我答是炒面包。要说明我对炒面包的感受，非借用1920年代苏联电影学家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不可。蒙太奇的基本观念是冲突，例如镜头与镜头连接之间所产生的在构图上或情节上的冲突。对于一个香港人来说，日本的炒包就是一个有创意的冲突。
如果把炒包拆开为两个元素，即“炒”和“包”，这两个元素香港及中国其他地区都有，不足为奇。香港人喜欢吃炒，早午晚有不同的款式。豉油芽菜炒，再加上一杯丝袜奶茶，是典型的香港早餐之一。中午饭的时候，来一碟豆豉排骨炒，是打工仔的经济选择。回家吃晚饭，阿妈又会按自己的组合，炒出富个人风格的炒。香港人又喜欢吃包，甚么菠萝包、鸡尾包、汉堡包、热狗等等，一大堆不像包的名字。炒包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组合，用豉油炒过的，放入长形的热狗包里，简单说，就是把热狗的香肠换上炒。这样的组合香港人发梦都没有想过。
蒙太奇效果是和文化历史紧紧相扣的，你认为是世纪大发现，其实是伴随当地人成长的一部分；你一口咬定是冲突，人家倒觉得是理所当然。两年前，当我在那间包店看见一个个炒包排放在眼前的时候，我马上跑到包店对面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给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好像一个证人向警员提供消息一般，告诉他一个值得汉学家研究的新产品，藤井教授用一个平淡的语气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有时一吃便吃两个。”
炒包并不是我所以为的新产品，它有本身的历史，是一次中西文化有创意的结合。在文化转移的过程中，日本人并不是硬邦邦把别人的东西抄过来，当中亦作了一些调整，例如炒本身就比较香港的甜。炒包以外，日本还有一些很shocking的食物，例如“牛油拉”、“苦瓜雪糕”及“苦瓜蛋糕”。香港当然有拉及苦瓜，这些食物都源于中国，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牛油＋拉、苦瓜＋雪糕这样神奇的组合，这确是富有创意的蒙太奇，令人大开眼界。
吃过这些食品，我真的明白到为什么日本朋友对香港的“鸳鸯”有这么大的反应。“鸳鸯”是奶茶＋咖啡，在香港长大的我，未必能真正感受到它的独特之处，但通过了解炒包，我有一个新的角度来回看“鸳鸯”。一个
城市的魅力在乎她耐人寻味的民间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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