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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鸣
关于“上海女人”的话题，从193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谈起，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当年张、苏在文章里尖锐地提出职业女性、知识女性的感情问题、婚嫁问题，依然纠缠着当代的上海女性，而日渐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加制约着她们的心理意识，在自我表现与自我保护中寻求最佳平衡点。
王安忆在《上海女性》一文中说，上海的女性必是有男子气的，而上海的男人也是用不上男子气的，什么都得伏小曲就，蜷着地来，也难怪不把女人当女人。
现实一种
在1990年代，王文中的上海女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外界对上海女性，尤其是上海的年轻女性持这样的看法：她们聪明干练、坚强自立、价值观高度西化、对事业极有野心、试图支配男人，关注事业甚于家庭，和传统中国女性形象大相径庭。
19世纪中叶，西方人在上海开办女子学堂，有1850年的裨文女塾、1851年的文纪女塾、1861年清心女中等，揭开了上海的女学之风。20世纪初，女革命家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大上海几十家纱厂、棉纺厂更是纺织女工的集中地。与传统的中国女性相比，上海女性无疑开启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河。
而站在上海女人旁边的男人们，用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的话说，他们在大陆男人中“自成一格”，也是世界上一个“稀有的品种”：上海男人在女士购物的时候帮着拎东西；上海男人没开完会就急着往家赶去烧晚饭，吃完饭还要收拾碗筷、清理厨房……于是，龙应台女士有理由感到不安：当男人与女人共同承担起家务，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女平等的乌托邦难道就能实现？”
对于龙应台的“不安”，耶鲁大学的孙康宜先生撰文道：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等同于“权利”（center）。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也许孙康宜先生的看法，更有现实的警示作用，所谓“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消费时代
“上海是个物质的世界，倘没有抵抗力，是容易沉沦的。”王安忆如是说。
作为时尚潮流的领跑者，上海女性更是深陷其间。然而，用王的话说，上海的女性具备着对物质主义的极大承受力……她们潜在城市的内里，波澜不惊向前涌动，维持着生活的最常规。
据8月份公布的，明略行对上海女性（22～28岁）定性研究的结果显示：依然作为中国时尚潮流的引领者，年轻的上海女性的自我定位与公众的思维定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不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22～24岁），还是事业上已经有所成就的职业女性（25～28岁），都面临着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一方面他们很西化、渴望新科技、新观念、愿意尝试全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传统的价值观。为了取得挣扎中的平衡，上海女性都具备多重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来应付不同的场合。她们不但有自我表现的欲望，也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对她们来说，事业是体现自我价值的最好方式，而家庭又是她们永远的“避风港”。
当代的上海年轻女性，处在个人、事业、家庭、社会的关系网中，她们在这四者之间寻求着一种平衡。一方面是积极展示个体的自我表现，另一方面，又有着深深内敛的自我保护。在这水与火的交融之中，她们焦灼而又优雅地行走在甚嚣的尘上。她们的特质堪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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