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主题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
1993年的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成为指引中国近10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
中国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基本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如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新的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也必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本版将从本期开始，集中报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国经济未来的重要主题。如果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制度变革的过程”，那么我们希望成为这一过程的推动者和见证人。
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这是一个制度变革的过程
一切改革的最终的落脚点必须是政府职能改革，应该把政府的职能恢复到一般市场中的公共职能上来。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制度变革的过程，也就需要我们用一种制度分析的方法来考虑：要了解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首先了解我们的现状，进而必须了解我们过去的体制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要将其作为内生性的因素来分析，要在相互依赖的整个体制框架内去考虑问题。”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办公室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开始了和记者的交谈。
《21世纪》：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再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的演进。那么，我们的体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林毅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来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在“赶超战略”的影响下，国家希望在资金非常稀缺的农业经济中，建立一整套资本非常密集的重工业体系。但是由于这种重工业体系并不是我们劳动密集型农业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这就会导致这一整套重工业体系中的很多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
为了能够建立并维持这样一种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体系，政府就不得不一方面采取补贴方式，比如，通过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以降低其建设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赋予企业垄断地位，使得企业不必去面对竞争，可以提高价格。由于利率、汇率、原材料等价格的扭曲，导致供不应求，为保证稀缺的资金、外汇、原材料能用在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政府从而只能依靠行政、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这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原因。
这种传统体制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动用全国资源办大事，比如，1960年代试爆原子弹，1970年代人造卫星上天等等。但是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价格扭曲、工资压低导致的生产活动缺乏积极性、效率低下；资源过度集中投向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被忽视，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等等诸多问题。
《21世纪》：紧随计划经济体制而来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行的“双轨制”，我们当时为什么采用“双轨制”？
林毅夫：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采取了赶超的发展战略，通过对市场的参与和扭曲，来扶持在市场中本来就没有竞争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但是效果很差。所以，在1980年代都纷纷开始了改革，改革有两条路径：休克疗法或者是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中国选择了后者，即一方面由政府出面，继续提供补贴等方式来维持原有的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但同时，政府放开那些具有比较优势、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中小企业。
从苏联、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经验与我国的经验的对比来看，双轨制的改革比对原有的国有企业丢下不管的休克疗法好。
但是，“双轨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它也有它的不足，即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某些安排同时存在，而出现了体制的不配套。在经济中，国家对利率、市场准入等继续干预，而产权明晰追求个人利益的企业已经大量出现。导致改革中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最终从计划体制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
《21世纪》：你认为有哪些措施和办法可以写进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从而指导未来的改革和完善工作？
林毅夫：对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学者，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必须以国企改革为着力点。
我们的改革在“公司治理”、“产权明晰”
等方面下了不少力量，这是需要的，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许多国有企业在竞争市场中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资本方面有比较优势的外国产品进入时，我们那些在资本稀缺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就由隐性变为显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但是又不能让它们破产，就只能由国家继续扶持、保护，那么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不能真正完成，而且任何公司自己的改革都会以无效而告终。
如何解决企业自身能力这个根本问题呢？我们应该依据产品的特性来考虑：如果它是国防安全上绝对需要的，那理应由国家财政拨款来支持；如果在国防安全上不是很敏感的而且有很大的国内民用市场的，可以考虑引入外部资金，克服我国没有资金优势的缺陷；如果既不是国防需要，也没有市场需求，就应该考虑转产。
第二，必须以金融改革为突破口。改革中也必须维持经济增长，其中，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让有自生能力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企业更好地发展，其中很多是中小企业。随着WTO的加入，市场准入的问题逐步解决，现在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给这类企业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的问题。我们的金融改革，是要解决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帐，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进金融结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为那些真正有市场前景、有竞争力、能大量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融资。
第三，以上一切改革的最终的落脚点必须是政府职能改革，这才是核心问题。过去，政府过多地承担“保护”企业、保证GDP增长等经济责任。现在，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应该把政府的职能恢复到一般市场中的公共职能上来。原来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应该取消。
但是，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我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可以考虑在上述方面写入更为明确的内容。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
明确政府定位是突破口
特约记者 刘社建
上海报道
《21世纪》：你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标志？
左学金：在我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具备以下基本标志：建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制比较健全并能得到有效执行；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促进社会公平与保护弱者方面发挥有力的作用。
《21世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有哪些问题？
左学金：这里我只能谈几个本人比较熟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效率的问题，或者说，稀缺资源是否配置到效率最高的经济部门的问题。
说到经济效率，我们首先会想到我国金融体制方面的问题。近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居民存款余额已达10万亿元左右，但是我们的金融体制不能有效地将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结果造成了宏观经济中的一个悖论，即一方面我国银行大量资金沉淀，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我国各地以种种优惠手段，尤其是远低于成本的地价（甚至是“零地价”）和减免税优惠来争相吸引外资。另外，为了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我们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增量国债的办法来扩大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投资的边际效益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递减。
显然，要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就要解决好我国巨额储蓄有效转化为民间投资的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加快改革的步伐，面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前景，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不少学者提出了通过发展中小民营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推动经济与就业增长的思路，应是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当然还要推动股市的健康发展，让绩效好、竞争力强的企业上市，增强股民对股市的信心。
提高宏观经济效率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产业政策的问题。尽管转变政府职能的口号已经提了多年，但是在保持GDP增长速度和扩大地方财政收
入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各地政府除了出台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外，还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但是，在经济规模与复杂程度不断增大，市场与技术瞬息万变、难以预测的情况下，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
正确地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所以为了提高宏观经济效率，我国各地的产业政策应该由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转向培育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研发与创新、鼓励创业与企业家精神。只有这样，我国经济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决策失误，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加大政府对人力资本的基础性投入。
现代经济学研究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虽然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各级政府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还是很低的，而且财政经费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高等教育。贫困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农民办学负担较重，仍然有许多农村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为了促进持续和更公平的增长，政府应当从保证更普遍、更公正的基础教育入手。如果政府决心在近期内（如2005年）实现2000年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4％的目标，我国的教育性财政经费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如果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基础教育，那么多数贫困乡镇的教育经费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在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的同时，应该放宽对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管制，鼓励和动员更多的民间投资进入高等教育，推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满足广大人民对高等教育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其实这也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措施。
人力资本投入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卫生保险和卫生服务供给体制。今年上半年非典这一突发性传染病使大家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今后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除了要增加政府对公共卫生与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外，还要继续推动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一条可行的思路是加强政府在医疗保险经费筹措方面的作用，而在医疗服务的供给方面更加重视效率和经济激励，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
在未来的20年内，由于生育率下降和期望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将不断老化。可以预料，随着社会保障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将逐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所替代，我国的优势产业也将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我认为，对于这种重大产业结构调整的最重要的准备，是现在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我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但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是一种“软”投入，短时期内难以在GDP增长中反映出来。所以为了鼓励地方政府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面临的风险增大，同时总会有一些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如患病者或残疾人）需要社会给予必要
的帮助。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能够起到防范与化解风险的需要。但是目前许多地方的社会保险基金（如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等）入不敷出，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的老化，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也会逐步突现出来。
《21世纪》：在这些亟待完善的问题中，如果请你选择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你认为是哪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又在什么地方？
左学金：在我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是要解决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有一位学者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太大，一方面又太小。他是指政府在干预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方面做得太多，但是在提供公共品与保护弱者方面做得太少。当然“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提了许多年，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政府职能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发生转变。这里可能要研究政府转变职能的激励机制问题，要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更有效地参与对政府的监督评价以及改进官员升迁的考核指标等方面来鼓励政府职能的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刘世锦
与高增长行业相联系的改革更易成功
《21世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你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之一，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如果用简短的话语概括，你认为是什么呢？
刘世锦：如果一定要用简短的话语概括的话，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开始较大程度地发挥基础性作用。”这种格局的出现，国有经济的改革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动力来自“体制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外的部分）”的市场经济部分，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某些“新国企”的更快成长。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成长所走过的一条特殊道路。
《21世纪》：改革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令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世锦：这些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遇到不少困难，其中有些困难的难度超出了原先的预想。
例如，国有经济改革的难度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出很多。国有经济中容易改的部分基本上改了。目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仍未解决的主要深层矛盾，集中体现在尚未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政府职能之间，它们构成了旧体制中最为稳固的部分，也是下一步改革中的难点问题。
在国有经济改革中，难度最大的是国有大企业的改革。这其中需要解决很多问题，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比如国有大企业要退出哪些领域，在哪些特定情形下，还要保持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如果大家认为大多数国有大企业可以实行股权多元化，那么，谁来充当新的投资者，或者说部分国有资本的接替者？
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比原先预想的要慢。前几年中央就已经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我国国有资本的现状是，在竞争领域的国有资本不算少，但是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中的国有资本并不算多。一方面，我们为竞争性领域中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所困扰，另一方面，公共产业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却不同程度的不足。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国有资本比例高或低的问题，而是不该有的地方太多，该有的地方又不足。
《21世纪》：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的深化改革和完善体制中去推广？
刘世锦：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不同时期靠不同主导产业的带动。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大凡成功的改革，大都是围绕着高增长的主导产业展开的。
这里需要强调“发展导向的改革和政策调整”的观点，即在改革和政策调整头绪多、任务重的情况下，应优先推进那些与高增长的主导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因
为这样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背景，能够带来显著的增长效应，而增长加快、蛋糕做大，又能为其他方面难度较大的改革创造条件。
过去一些年的经验证明，与高增长行业相联系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往往容易获得成功。这方面的经验应当说在今后仍然是有价值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
让市场机制真正配置资源
政府投资应当从很多重要的生产建设投资领域尤其是竞争激烈、变化迅猛、事关发展大局的产业投资领域中退出，放手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到市场中竞争。
《21世纪》：经过20多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很多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工作仍然步履维艰，您认为其中的症结何在？
袁钢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已取得长足进展，有些方面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是，很多更为重要的方面市场化程度不高，甚至出现了一些退步，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作用减退。
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是指资源配置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引导的方向进行，哪里有盈利机会，资源配置在哪里更有效率，资源就流向哪里。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国家投资很想自己也“有所作为”一番，想发挥出比市场投资更高的效率，尤其在大项目投资、重要产业发展、大的工业布局、国有重点企业技术更新改造上，国家投资还起着很大的作用。本来可以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进行的投资并由金融市场提供的融资，变成为由政府决策审批，用行政和计划的方式安排资金。
国家直接决策并实施的国债投资，起初是用来对付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起到提升景气的公共政策作用，但是不久之后这种国家投资就转变成了一种长期性、战略性投资。
国家这种在投资资源配置中的很大甚至是支配性作用，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运行造成很大冲击，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更谈不上发挥基础性作用。
当市场需求及赢利导向引发出企业投资热潮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出来说“这种投资是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复的、没有长远打算、没有全局观念的”。可实质上，企业投资是自负盈亏，
自担风险，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决策的，他们投资决策慎重，极力追求效率。对企业竞争性投资的这些批评中，包含着对政府控制投资做法的赞同。
事实上，政府不像自负盈亏的企业那样要对自己的投资决策独担风险，承受兴衰生死的考验，不可能有市场投资主体对市场竞争和价格信号的敏感性、感受力及应变能力。政府应该承担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建设，弥补市场的缺陷，但不能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
《21世纪》：政府主导投资的这种做法会对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袁钢明：政府对投资资源配置的控制支配力量很强，必然会对市场机制造成削弱性。很多企业要想投资，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争取到国家的重点项目，或是如何使自己的项目列为重点项目。
一旦被立为重点项目，企业投资得到的就不仅仅只是贷款贴息等一点点补贴利益，而是可以得到国家给予重点项目的一系列优惠支持，不仅可得到国家安排的银行贷款，还可得到其他多种灵活的配套融资支持，如信托投资、基金投资等组合性支持，企业由此可减少或避免本来靠市场机制进行投资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成本。有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名分，就有了国家的支持甚至是担保，企业可以将风险转嫁给银行，进而转嫁给国家财政，最终分摊给全社会。
《21世纪》：如果放手在更大程度上，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政府可能会有很多的顾虑，比如国有企业缺乏市场竞争的经验，很可能在竞争中遭受重大损失。
袁钢明：在市场经济中，投资资源的配置就是在供求失衡中通过竞争机制来调节的，吸引有效率的投资进入，驱赶低效率的投资退出，由此实现均衡，但是不均衡的风险压力始终存在，始终压在所有参与竞争的企业头上。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理就是竞争，有竞争就有失败者，就有被迫退出的企业，就会有投资的损失。由于竞争而出现失败及损失是市场竞争中非常正常并且必要的事情，没有损失和淘汰，就不可能达到资源有效率的优化配置。
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总有一个理想浪漫的想法，希望通过国家集中计划的做法使“供给和需求恰好完全对应”，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有了共识，但是在真正实行的时候，总是对市场机制和企业投资不放心，以为市场机制和企业投资会造成浪费，以为政府比企业更有大局观念，由政府进行全局安排的投资比市场竞争形成的投资更有效率，于是就出现了政府对投资资源配置作用加强以至于上升到占主导地位的程度。
其实，大家对政府主导投资资源配置的致命弊病早已有了共识。中央集中的计划机构不可能得到充分完善的信息，不可能计算出准确的供求平衡数量，不可能随时调整达到供求平衡，而且不可能在事先计划平衡因而没有竞争的机制下产生出效率。在政府集中配置资源起很大作用或主导作用的经济中，不能保证政府不犯资源配置失误的错误，甚至政府集中决策的大型投资失误的可能性更大，损失风险更大。
市场竞争中出现的企业投资失败和企业破产，可以换来企业风险责任意识的增强，可以通过企业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及竞争能力来得到调整和改善，使资源实现合理及有效率的配置。
相反，担心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失败受损而竭力为之提供保护支持的做法，会造成企业竞争意识及能力的弱化，造成资源配置失误增加及效率下降。
政府投资应当从很多重要的生产建设投资领域尤其是竞争激烈、变化迅猛、事关发展大局的产业投资领域中退出，从起主导作用的位置上退下来，应当放手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到市场中竞争，减少乃至撤除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支持，从而医治乃至根除国有企业依赖国家的痼疾顽症，让企业在竞争中实现有效率的投资，让资源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下实现合理有效的配置。
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由本报驻京记者胡莹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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