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秀珍 绘 9月2日，美国财长斯诺在结束他的日本之行后如期访问中国，根据美国财政部8月18日发表的声明，斯诺此次亚洲之行的计划是，2至3日访问中国，然后转往泰国普吉岛，参加9月4日、5日于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
斯诺曾经声明，与中国政府的会谈将涉及知识产权、贸易和汇率等问题。他将要求中国政府放宽人民币的波动范围。
就此我们推出这组专题，分别从贸易、汇率和知识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较为细致且略不同于从前的剖析，试图为大家更深入地理解此次美国财长访华打造一个认识的平台。
海闻：扩大进口是解决汇率问题的关键
本报记者 王 梓
北京报道
9月3日上午，海闻被邀请与斯诺共进早餐。
“我会提醒他，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
随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加强，热钱的进入已经引起外汇管理局的关注。日前，外管局出台紧急措施，对外汇指定银行的收汇、结汇业务进行专项检查。但是，很显然，这毕竟还是一种“堵”的办法。真正解决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才能切断问题产生的根源。
国际、国内的压力摆在中国政府的面前，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教授，作为国际贸易领域的著名学者，9月3日上午，他被邀请与斯诺共进早餐，探讨解决问题可能的路径。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国际贸易根源
《21世纪》：本次斯诺访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成为一个焦点，汇率背后实际的压力来自贸易领域，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美两国的贸易现状。
海闻：1990年代末以来，我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逐步加大，尤其是在出口方面，2002年对美出口额占我国出口的22％，美国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国，而在我国的进口方面，去年的数据是，美国排名第六。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不断扩大。我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对美国方面的顺差是280亿，2002年稍有缓和，为165亿，但今年前7个月，又达到287亿美元。根据
美国方面的统计，恐怕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96年、1997年，美国就有这方面的呼声，因为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顺差没有现在这么大，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面前，人民币顶住各方面压力，没有贬值，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升值。以后，美国一直没有机会顾及到这个问题。
今年，不仅美国旧话重提，连欧盟和日本都要求人民币升值。原因首先在于2002年以来，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而人民币因跟美元挂钩也跟着贬，从而造成欧盟和日本对华出口的不利。对于美国来说，本指望美元贬值能帮助改善他们的贸易状况，结果人民币也跟着美元贬，仍然无助于改善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于是美国在日本、欧盟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施加压力。所以，人民币是否升值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贸易。
当然，另一个原因在于美国大选的需要，通过施压别的国家可以把目光转移到外部，这是政治的需要。
《21世纪》：日前，在美国最大的工商业集团——美国制造业协会———牵头之下，“健全美元联盟”力促政府方面动用301条
款，迫使人民币升值，欧盟也决定从今年10月开始提高中国在普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优惠关税，对这种贸易保护的措施我们该如何应对？
海闻：对方采取措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贸易保护，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威胁的手段，
目的还在于更大程度上打开中国的市场。
在我国国内，贸易市场的观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很多重商主义的思想痕迹依然存在，我们总觉得出口是好事，进口就是不利的。在入世之后，很多产品的进口通道更宽了，但由于多数进出口公司还是国营的，还没
有完全的市场化观念，进口的渠道并不畅通。
我认为，在国际市场上，国与国之间必须合作，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会带来问题。
我们经常会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有什么是需要进口的？这其实是一种观念的错误。
贸易的原则不是互通有无，只要对方做得更有效、价格更便宜，哪怕是相对便宜，我们就应该进口。解决了这个观念问题，进一步放开进口渠道，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两种解决问题的途径
《21世纪》：那么人民币升值与否的利益又在哪里，我们的选择又是怎样的呢？
海闻：人民币升值，最终会影响就业。在我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就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经济和政治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在处理人民币升值与否的问题上要足够慎重。
美国的出口情况不好，美国政府常常会指责别国政府的贸易保护，这次美国、欧
盟、日本也指责中国政府干预汇率，认为应该放开让其升值。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干预，而是采用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主要有两种——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还可以选择中间道路，就是一定控制下的浮动政策，这就需要政府方面的干预。任何国家维持固定汇率就要干预，外汇多了买进，少了抛出，误不在于政府对汇率的干预。
中国要选择哪种汇率制度？我认为在目前阶段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者说与美元的
固定汇率更适合中国。我国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以及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轨，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大国，已经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太多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则不同，除了一个浮动的汇率，其他方面都比较稳定。所以，强硬地要求中国实行汇率浮动是没有道理的。
《21世纪》：如果实行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又该如何解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呢？
海闻：我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是暂时的。用不了5年，人民币可能面临贬值的压力。
这种压力可以来自几个方面：入世后承诺的开放使进口产品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外来投资的逐步到位，我国的资本净流入会减少；资本市场如果开放，对外汇的需求也会增加；通货紧缩的状况已经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来，住房、汽车等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的发展周期决定未来几年将迎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高潮，经济过热的压力同样会带来人民币的贬值。
解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至少有两条途径，首先提前开放资本市场，可以很快解决升值压力。以前我们为了国内市场的稳定，控制资本外流，不敢开放资本市场，其实只要控制国家资本的外流就可以避免问题的出现，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控制资本市场的方式换取稳定。很多国内企业已经感觉到，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这正是政府鼓励它们到国外投资的时候，中国需要一些跨国的大企业，这种大企业的发展的需要，开放资本账户也是必然的。
另一个办法是可以扩大进口，有些产品我们本身不生产，谈不上伤害，另外，国内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可以考虑更多的进口，增加竞争，破除垄断。我们可以提前放开进口的壁垒，甚至可以提出中美自由贸易的问题。
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问题
《21世纪》：在早餐间，您会向斯诺提出哪些建议呢？
海闻：我会提醒他，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直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比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更为明智。如果人民币升值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存在，美国还能怎么办？
《21世纪》：在问题的解决上，您认为在双方的谈判空间有多大？
海闻：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不可能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全部答应，人民币不能升值，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的要求，因为它毕竟体现对方一部分利益阶层的要求，比如制造业的压力，在贸易逆差的解决上，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的努力，不是通过减少出口，可以扩大进口来解决问题。
不要将知识产权保护视作苦果
本报记者 张 静
北京报道
自1989年以来，美国不断在知识产权领域向他国挥舞“特别301大棒”。对于中国，其不止一次以“特别301条款”为盾牌挑起贸易冲突，双方因此多次开列报复清单互相施压。在美国财长9月2日的访华计划中，知识产权亦被列为其将与中国政府重点协商的三大问题之一。
本报记者特就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秘书长李顺德博士。
“被动立法”的恶与善
《21世纪》：历史上中美之间重大的知识产权谈判的情况是怎样的？对我国造成了何种影响？
李顺德：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摩擦始于特别301条款。美国301条款是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其威力不在于条款本身，而在于它带来的制裁性后果和制裁的可能。它在广义上包括一般301条款、特别（或特殊）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
1989年实施的特别301条款被认为是美国将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问题捆绑的标志。它规定在每年的3到4月，由美国的专门机构对与美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政策层面以及某些具体行为情况进行总体评价，由此形成重点国家、重点观察国家、一般观察国家和其他国家等名单。对于名列重点国家名单的国家，美要与其进行谈判。
中美历史上重大的正式的知识产权谈判共有四次。1989年特别301条款实施第一年，中国就进入了4个重点观察国家的名单（当时还没有重点国家）。1989年5月开始的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了一个非正式意向书，即原则上希望中国在1990年前出台《著作权法》。可以说，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著作权法》在1990年的正式出台。
1991年4月中国再次进入特别301条款重点国家名单，在最后双方达成的备忘录
中，对以下四方面提出了立法和修改的明确要求：药品和农业化学物质，文学、艺术作品以及唱片，计算机软件和商业秘密。总的来说，1992年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对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6年第四次谈判之后，美国同意“将中国从特别301条款的重点国家名单中去除”。
美国在此后的“特别301”年度报告中，一直将中国列为受“306条款”监视的国家。此条款比301要严格很多，若发现中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的努力减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可直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行动。
《21世纪》：有人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发展历程形容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李顺德：其实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也是这么一个过程。美国认为其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是导致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赤字严重的要因，故其通过议案规定：与美签署的有可能涉及知识产权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必须有要求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条款。这也是美国在1988年通过特别301条款的背景。
但我想强调，不要将知识产权保护视作发达国家强加给中国的苦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中国的软件业，我们也无法发展知识经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不会有我国目前4000多亿美元的外资。
不少人疑虑我国是否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上让步过多。我认为知识产权问题在中美之间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与中美经贸、外交和政治密不可分的问题，在一方面的让步是为了换取其他方面的利益。
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问题
《21世纪》：为什么美国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什么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摩擦却最为严重？
李顺德：美国虽然不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却是我们最大的知识产权引进地。
比如版权贸易，2002年，仅北京从美国引进的版权总量就达3536种，约占其引进总量的52％。
日本作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我国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中美之间的重大的知识产权摩擦，一是因为日本与我国一样同属大陆法系，法律的调整不如美国灵活机动；二是因为以前中日间的知识产权纠纷一般都由其行业组织出面协调，日本政府并无过多介入。但自从小泉首相树立“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并成立由自己亲自挂帅的委员会后，日本在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上效仿美国开始积极将知识产权与外交和贸易政策挂钩。比如今年6月日本提出将中国打击盗版的力度作为日本对华无偿贷款的审核标准之一。
《21世纪》：有专家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全球推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意义早就超出了知识产权本身而日益转化成一种经济竞争的手段。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顺德：我们应该承认知识产权保护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对所有国家公平的制度，它更多保护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是因为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受英美法系尤其是美国法律的影响较大。所以有人说，“在很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问题”。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李顺德：近些年美国301条款例行评估针对中国提出的问题多为执法不力，最集中的方面主要是计算机软件盗版和假冒伪劣。
我认为目前我们在此方面还存在两个比较严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就是执法，
我们的立法基本达到了我们加入的诸多国际公约的要求，但在实际的保护效果上问题还比较多。第二个问题是透明度，这其实是整个法律领域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西方视野：“升值”争论的浮浮沉沉
本报记者 丁 霖
纽约报道
任何严肃的成人世界的辩论都很少会有决定性的成功和失败。结论往往在正反两方的相互启迪下于一个新的方向产生。至少斯诺部长本人也承认他此次亚洲之行不是来告诉大家怎样做是对的或错的。
人民币是否应该采用浮动汇率？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本周访华的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都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欧盟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同样也在耸动人民币升值的阵营里。
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不断增加。但这并不等于说此问题在西方世界已经是被下了定论的。从6、7月开始，以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杂志为首的西方英语报界对此问题展开了时而冷静推敲、时而情绪激动的争执。参加辩论者主要有经济学家、记者、各国政府经济部门官员，甚至还有维护中国的利益的美国人。
任何严肃的成人世界的辩论都很少会有决定性的成功和失败。结论往往在正反两方的相互启迪下于一个新的方向产生。至少斯诺部长本人也承认他此次亚洲之行不是来告诉大家怎样做是对的或错的。
阵营一：当机立断升值
人民币汇率受到争议的背景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复苏十分缓慢，而中国由于其廉价劳工的优势仍保持着强劲的出口势头，每年长势达到33％。由于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去年达到1000亿美元。很显然，国内工作的流失加上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使得固定的人民币汇率成为了一头替罪羔羊。
《金融时报》在7月28日说这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吁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人民币为什么需要升值的具体原因却没有如此简单。
真正的原因，文章里说，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别的国家，另一个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
全球金融体制随着美国大幅进口而变得不稳定起来。美国现在的经常账户（currentaccount，计算所有进出口的货品与服务的净额）的赤字已达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金融时报》认为这是一个一边倒的情况，对全球资本流动不利，最终这种不平衡会带来美元的急剧贬值或经济衰
退或两者同时发生。中国和亚洲的一些其他国家如果重估它们的货币可以帮助缓和这些危机进一步地恶化。
但另一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可以帮助中国自己。升值的人民币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可以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为国内经济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以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升值的人民币也会有助于抵制近来人民银行面临的由于投资旺盛而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此文最后指出了美国国会内的成员在支持人民币即刻升值时考虑的并不是这两个问题。他们关心的只不过是双边的贸易逆差的国内工作流失，所以他们结论正确但论点产生的背景错误。
阵营二：现状未尝不妙
8月14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TheWallStreetJournal）刊登了一篇学者专稿。作者是加拿大的银行信用分析研究集团（BankCreditAnalystResearchGroup）的发展国家资深策略家陈昭（音）。陈先生的文章题为《不要干涉人民币》（LeavetheYuanAlone）。他主张贬值的中国货币是中国政府应该追求的对象，而不是升值。
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从1999年以来虽然在逐年增长，但是进口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事实上，中国今年以来进口的金额已比去年高出45％。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自己其实经历了8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赤字。
不过陈先生的文章由于未考虑到非典病毒今年年初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似乎略显片面。但他弥补了这一不足，他继续论证了升值的人民币可能影响到中国出口，给国内的经济发展造成障碍，而这将是对全世界都不利的。另外，他还指出了日本向中国的出口近期猛增（不过他没有说明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将半成品拿到中国去加工的原因），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果不发生在和中国的关系上也会在其他国家身上出现，因为美国国内已不具备某些生产能力。这些都是驳斥人民币重估派的论据。
两周以后，美国的《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发表了一篇综述性质的新闻稿，描述了大批华裔商人提出了他们海外银行的存款和股票市场的投资，将其转换为人民币或投资大陆的房地产市场，以期待货币的大幅升值。
文章最后分析说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遏制由外来资金注入而产生的泡沫只会适得其反。文章同样指出提高汇率的可能结局是中国出口的减缓，从而导致中国对海外原料和半成品需求的降低。有趣的是，《商业周刊》还预测升值的人民币会削弱中国的国内收入和消费品的进口。这与前面讲到的《金融时报》一文直接矛盾。
但这并不代表两个结论必然有一对一错。经济学考虑的是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分析，而非预测必然结果。由于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无数，无法一一评估，任何因素变化（譬如说全球油价上涨）都可能使一个经济情况（人民币升值）产生意外结果。
所以《商业周刊》考虑的是对它结论有利的因素。《金融时报》也同样如此。
新方向：“温和”升值
但升值派和现状派是不是都触及了一些必然结果，而忽视了另外一些因素？英国的《金融时报》在8月26日总算登出了第三家之言。
美国的国际经济学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的两位资深研究员高士登（MorrisGoldstein）和拉迪（NicholasLardy）撰文《建议人民币温和升值》，提出人民币中等程度升值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大多数升值派主张人民币汇率提高35％或更多。由于中国近年来的资本账户（capitalaccount，计算与海外资产交换的净额）盈余（GDP的1％）
远远低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余额（4％），一旦解除资本账户流出的限制（取消固定汇率），人民币将面临贬值压力，净资本流动将从盈余变为赤字。
相反，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现状地低估，真正风险是中国长期的金融稳定。如果中国不调整汇率，资本将进一步扩张，损失目前处理坏账以取得的成果，而亚洲各国间关系也会紧张，美欧对中国出口很可能采取保护主义。
所以，两位学者建议中国尽快将人民币升值15％到25％，以在更稳定的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状况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更广泛的国际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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