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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越来越多像李海仓这样的人，把自己企业的财富用于发展生产，报效国家，回馈社会，带动了更多人走上富裕道路。多么希望在铁水奔流、钢花飞溅之时，能够见到李海仓的身影和笑脸
《中华工商时报》的资深记者张志勇长期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整体状况，成绩卓著，已经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当代民营企业家状况的著作。新近，他出版的《有产者启示录》出版
，开机印刷就是5万册，成为图书市场上的一个亮点。为此，我们特地采访了他，帮助读者了解该书的情况。
邱华栋：《有产者启示录》是一本关于民营企业家李海仓的报告文学吗？
张志勇：如从文体上来说，《有产者启示录》不是一部报告文学，因此，我个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没有定位于是“关于民营企业家李海仓的报告文学”，只是出版社在出书时便于归类，所以，就把这本书归于报告文学了。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希望把这本书看成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关注的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命运这一主题上，这本书应属于“民营经济研究”范畴。
邱华栋：我觉得你的这本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本，把报告文学、新闻特写、纪实报告和时事评论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在文体上，你有什么想法？
张志勇：应该说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刻意在文体上做什么“实验”，但有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我力求要使这本书具有真实性和史料性的价值，因此，这本书容纳了很多要素，而这些要素，都是为实现这两性而服务的。同时，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国每年出版的新书在7万种以上，在这样一个市场范围内，作为一个写字的人，不能不考虑如何去减轻阅读者在阅读中的疲倦，无论你的作品怎样，首先要考虑阅读人的愉悦，阅读的快感，这样使读者在阅读中，不自觉地接受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从而使更多的人来看这本书。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才使得这本书在文体上很生动驳杂，我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实现我的这一想法。
邱华栋：我看到在《有产者启示录》这本书的封面上还有这样一段话，即：《福布斯》中国富豪、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钢铁大王李海仓本纪，对“本纪”很多人提出疑义，是不是对李海仓评价过高了，在历史上，有项羽本纪，“本纪”是写帝王的，此处用本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志勇：本，是本来的意思，原本，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纪么，就是纪念。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像李海仓这样经过完整的由生到死这样一个特殊过程的还不多，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对这样一个象征性的民营企业家，历史是要记录下来的，就这么简单，对“本纪”这个词本身，没必要有过多的疑义和不解。
邱华栋：为什么李海仓之死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仍旧是新闻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李海仓之死的被关注，与社会上对财富的看法是不是有关系？
张志勇：应该说李海仓的遇害事件，是一次非正常状态下的非理性的突发事件，李海仓作为一个“个体”的遇害，本应是一个个案，但这个个体的个案，却附加很多社会符号和潜在的意念。
《福布斯》上榜的中国富豪李海仓突然遇害，仅就新闻事件来讲，热闹两天，本应也就过去了，但恰恰相反，李海仓之死，闹得如此不平静，在社会各界产生如此震动，这是媒体始料不及的，这些震动早已超过了李海仓事件的本身。很多社会问题，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很多关于富人财富品质等等一些问题，仿佛一古脑儿地全都喷发出来，就好像从这一突发事件中找到一个出口。我看到，仅仅网上，对李海仓生前身后的各种评说及各种言论，加起来就有500多页，而且是愈演愈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去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我们党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全国人民都深深地感到，我们面对的未来是一个财富涌流的时代，而今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一个急需创富的时代。同时我们不难看到，近十年来，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十年，是中国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十年，是中国民营资本最活跃的十年。尤其是胡润搞的那个看似游戏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可以说打乱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财富观。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富豪，有些人是既羡慕又嫉妒，过去，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有一种对富人“幸灾乐祸”的心理，恨不得都让富人家起火，把他的财富都烧光。可以说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人们对富人的财富品质提出质疑，同时把富人都视为“为富不仁”之人，这样人们对富人财富的品质的全面质疑，也就不显得奇怪了。同时，我们还看到，近几年来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人也先后出事，如杨斌、刘晓庆之流，这就使得人们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所有富人的。而李海仓的突然遇害，尤其是李海仓财富积累的迅速，由40万元到40亿元的10年过程，就给这一突发事件，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质疑财富的品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邱华栋：你对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问题怎么看？
张志勇：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我个人认为，对“原罪”问题首先不要大惊小怪，同时也不要小题大做。仅就“原罪”来说，哪个人没有“原罪”。这里就有一个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审视和看待“原罪”的问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呢，还是以片面的、主观的、非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来指手画脚的评头论足。
在很多人看来，富人都是在“原罪”的驱使下达到致富，都是对市场及消费者的欺诈而实现的，把财富的积累视为“肮脏的游戏”。这样的形象，在我们的小说家创作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同时，我们还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有力的理论依据，即资本家在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择手段等等，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对“有产者”的“阶级仇和民族恨”。我们仍然没有解决“资本社会化”的问题，我们仍然没有很愉快的接受“有产者”的财富是属于全社会的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承认是搞市场经济，就不得不承认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正是在一个又一个个体的财富在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才有总体财富的增加。这正是亚当·斯密的“自利最大化”理论，而“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这一经济思想，被西方经济界认为是对经济最大的贡献。同时，我们还过分地强调和依赖那只“看不见的手”和“自利最大化”，而忽略了亚当·斯密在提出“自利最大化”的同时也强调“行为的规范”。
“原罪”肯定存在，不择手段的肮脏游戏肯定也有。对所有“有产者”的财富积累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这一定是左派的叫喊声。
承认“原罪”，是赦免还是既往不咎？从哪一个时间段上来界定？现在看来都很难办。在我看来，对“原罪”的评说意义，其关键在于对民营企业家们在今后市场经济中更强调的是“行为的规范”。
邱华栋：那么，你的这本书中，是不是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张志勇：当然有，我在书中把李海仓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且着重剖析了李海仓的财富积累过程。
我们看到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涌现了一批很好地运用了党的富民政策，很好地掌握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实现了先富起来的个人理想的人，他们同时也给全社会创造了财富，所以把他们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邱华栋：你长期观察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和心态，能不能概括一下他们目前的生存状态？
张志勇：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是我近年来先后出了三本研究中国民营企业专著的主题。8月19日，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的《有产者启示录》一书出版座谈会上，老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的一段话，让我有很多思考，他说：“我们现在的企业家阶层，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职业。我们听到很多不幸的消息：很多的企业家被害，有更多的企业家被造谣，被恐吓，或资产被没收，或本人被抓起来，或企业莫名奇妙被关闭。这样一个企业家的状态，我觉得与我们密切联系着。一个社会的生产，绝大多数是在企业内进行的，如果企业的状态正常，社会就有很强的生产力；如果企业搞得七零八落，这个社会生产力便不会得到保护。而企业的领头人便是企业家。如果我们缺少企业家这样的人物，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便会受到巨大的破坏。”
最近，一个拥有资产过10亿元的民营老板跟我聊天时说：“其实谁也不会相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弱势群体’。”我被他这样的比喻吓了一跳，当时多少有些失语，但是，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内心世界。所以你让我来概括，我真没那个能力，我只能告诉你，我仍一如既往的关注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
邱华栋：你觉得李海仓之死，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张志勇：企业家创造的财富，是属于全社会的。（5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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