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互通的瓶颈所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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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9月01日 19:33 新浪财经 | ||
技术问题不是主要原因 要把政府之间上下左右之间独立的系统连接起来,在中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系统上马上之前,原本就没有一个整体协调的战略方案,没有考虑到技术上的兼容性,也没有考虑软件的通用程度。往往是同一个数据,不同的政府部门会用不同的编码去描述,数据库系统的分类和功能也不尽相同,有些连基本的应用平台和环境都不统一。国家虽然 但技术问题并不是不可跨越的。不少政府部门过分夸大技术上的客观原因,成为抵制互联互通的借口。实际上,更多的困扰往往是在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互联互通仍然可望而不可即。比如在金关工程中,虽然投了大量的钱,解决了数据库相接、信息编码等技术问题,但信息仍不能有效流通。所以说,技术与标准是阻碍互联互通的一个原因,但绝对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两个瓶颈:信息寻租与政治激励 到底什么是导致互联互通不成功的真正原因?研究表明,比技术更重要的是体制原因。 首先是由于信息寻租,即政府部门利用行政管制和法律等手段来人为限制信息自由流动以维护其既得利益。 寻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利用信息寻租甚至信息化的手段寻租则是一个新的现象。导致信息寻租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政务体制里的弊端,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利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在我国传统政务体制下,政府根据职能和权力,划分成条块分割的部门结构,他们独占的大量信息往往成为政府部门寻租的基本资源与来源,而信息的共享会导致租金的流失或减少,削减原来部门的经济利益。 例如,房地产交易中,土地出让方式缺乏公开透明度,国土管理部门可以获得租金,导致房地产开发中的营私舞弊和黑幕交易。权力的部门分割和部门的寻租利益,必然阻碍了信息共享。因为共享导致成本降低,为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意味着部门原有寻租机会降低;与此同时,权力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power shift),意味着租金也随之转转移别的部门,势必导致本部门租金的弱化、甚至瓦解。 即便信息共享带来总体利益最大化,但共享部门之间要么没有激励进行利益补偿,要么利益补偿的成本机制太高,因为信息资源往往比实物资源更难以估价。更何况长期以来审批经济的复杂性、不透明性,使得政府工作流程很难真正优化,更无法借助互联网达成资源共享。 假如说原先网下依靠人工手段要实现政府的信息共享成本太高,那么通过网络共享信息的边际成本已经越来越低(仅有一些维护成本),但为什么信息以求无法实现共享?一大障碍就在部门分割的信息寻租。 其次是来自于官员自身的政治激励。中国政府官员的选拔体制是典型的锦标赛模型(tournament model),锦标赛模型是一种横向相对业绩比较的激励形式,每个代理人所得只依赖于他在所有人中的排名,而与他的绝对表现无关。在这种模型下,第一名会获得巨大奖品,而第二名的所得会与第一名相差很远,这样就加剧代理人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代理人之间的合作可能性很小。 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机制,就是这种锦标赛模型。众多同级政府官员竞争一个岗位,这种“你上则我不能上”的选拔规则使同级政府官员之间处于零和博弈,其最优解是导致竞争对手之间无法形成自愿合作。官员心中自有一把算盘,计算同级其他官员的业绩会不会比自己高,升迁的机会会不会比自己大。所以,同级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升迁,在电子政务能给双方带来收益的时候仍会选择不互联互通,以免为竞争者的业绩添上一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外贸好做,内贸难成”,不同省份之间的合作问题也同出一辙。异地企业要在某地办厂,在市场准入方面一般都会比本地企业壁垒高。中国地区之间的内部贸易明显比对外贸易更难发展,原因正是官员的政治激励使原本通过市场合作可能达成的双方利益最大化无法实现。 这中间还涉及到一个不确定性风险的问题。电子政务所涉及的网络技术和政务重组均是不确定性很大的事物,甚至包括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风险。当官员不知道电子政务政策长期走向如何的时候,他选择静观其变。中国政府官员奉行一条法则“多做多犯错,少做少犯错,不做不犯错”。如果他预期电子政务的风险很大的话,做好是一个业绩,但做不好就有可能是官位的丢失,最优解就是保住当前。 中国特殊性质的政治激励背后受“官本位”意识的强势支撑,这也是导致官员选拔体制呈现锦标赛博弈模型的重要原因。互联互通不仅仅指政治系统内部能够达成互联互通,更包括政府与公众之间达成互联互通。中国的现状是政府和相当程度的公共权力机关不能主动与公共服务对象达成切实的互联互通,剖析原因在于政府长期缺乏、不再保有或者说从未保持过对公众的敬畏、对公共服务对象权利和利益的敬畏;如果各级政府、公共权力机关没有对公民利益和服务需求的最基本的敬畏,就不用再奢谈“以民为本”、“人民机关为人民”等等政治承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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