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卢作孚

　　1941年夏，父亲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严重的脉搏间歇跳动使他昏厥过去。经过检查，发现他不仅心脏病严重，而且双肺的肺膜也破裂，情况很危险。在大家的坚持下，父亲被送回家养病。一天，他将我叫到他的病床前，对我说：“你到三斗坪去作一次旅行，怎么样？明天就上船，坐‘民俗’去。”

　　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民生公司创办也快20年了，我还没有坐过大船。 父亲的决定自然令我十分兴奋。其实，当时我并不明白，父亲要我去看三斗坪，并不是让我去看三峡的风景，或者三斗坪的风景，而是要我去那个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看看战斗在那里的人们是怎样不惜流血流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心甘情愿地默默劳动。

　　遵照父亲的吩咐，第二天下午我就离开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室的服务员将我送到朝天门，上了停在二码头趸船边的“民俗”轮。上船一看，这只轮船倒不小，有许多客房，但是所有的客房都空着。原来这是为前方运送军粮的差船，不售客票。

　　轮船预定第二天早上6点启程。这一夜，彻夜都在赶装军粮。第二天早上，由于军粮装得太慢，“民俗”轮不得不推迟开航时间。没想到，刚过早上7点，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汽笛声———空袭警报。“民俗”轮迅速起锚，离开趸船，朝下游十余公里的铜锣峡驶去，在峡里隐蔽起来，等待空袭结束后再驶回朝天门码头装粮食。直到下午4点，警报才解除。

　　一天的船上生活使我非常失望，实在太单调，太枯燥了。于是我萌发了不去三斗坪旅行的念头。等到轮船回到朝天门码头，我下了船，径直回家去。父亲见我回来，有些气恼。但既然回来了，也只好作罢。

　　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几天，父亲将我叫到他的床边，对我说：“‘民俗’被炸沉了。”

　　敌人对“民俗”轮的袭击，绝不是它第一次袭击轮船。早在1939年，敌人对轮船的袭击就开始了。在这段时期里，民生公司的轮船总共被炸沉9只，炸坏6只，许多船员为国家献出了生命。

　　民生公司在战时的牺牲，除轮船的损失和船员的死伤外，还有物价飞涨带来的严重损失。民生公司是大后方担负主要航行任务的轮船公司，在各个轮船公司当中，所遭受的损失也最大。

　　当时民生公司的轮船，原有的加上改造的和新造的约有100只。但川江各条短航线，包括重庆至三斗坪在内，只有可供民生公司40只轮船航行的航线。其余大部分轮船没有航线，却必须随时准备航行。首先是军运紧急，需要轮船随时做好航行准备。其次是川江江水涨落变化很大，也需要轮船随时做好航行准备。如嘉陵江江水易涨易落，水涨时使用5只烧煤的轮船行驶，水枯时需立即用5只烧油的浅水轮船顶替上去。民生公司为了保证战时运输的正常进行，忍受着巨大的困难。

　　可是困难还不止此。为了适应战时运输持续不断的需要，已被炸坏的轮船还必须修复，已经沉没的轮船还必须打捞施救，由于船只损失而减少了的长江上游运力必须恢复。这些修复了的过剩的轮船，民生公司本身并不需要，而国家却极为需要。这一笔修复和打捞费用，高达1.5亿元以上(注：当时法币已经大大贬值)。

　　徐盈于1948年在《中国当代实业人物志》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没有卢作孚，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那些局面。”(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