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紧缩银根：防范风险重于打击过热

　　8月23日，中央银行发布消息，决定自2003年9月21日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6%调升至7%。消息发布后，立即引起了财经界的高度关注，有人担心：中央银行的这一政策举动会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会不会引发市场利率上扬并导致投机资金的大量涌入？还有些理论工作者提出质疑：在中国经济尚未出现全局性过热的情况下，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调高一个百分点究竟有没有必要？

　　我们认为，在讨论央行此次行动时首先要做的三个基本判断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节方向是什么？调节力度怎么样？其政策根据在哪里？

　　大家知道，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的传统三大政策工具之一，在中央银行诞生之初，这一工具的运用目的主要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及至后来，这一功能又逐渐演化，银行家们发现，提高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更主要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当存款准备金率调高时，商业银行的信用派生会发生倍数收缩，相反，当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的放款能力也会出现倍数扩张。为了对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提高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中国先是自1998年1月1日起取消了全国信贷的指标计划管理而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继而分别于1998年、1999年两次将存款准备金率自13%调至8%和6%。从调节方向上说，两次下调是货币政策的松动行为，而本次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是货币政策的紧缩行动。从调节力度上说，1998年的下调力度最强，1999年属一般的调节，而本次上调则属于轻微的紧缩举措。做一个形象描绘，可以称之为“轻点刹车”，是旨在稍稍对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进行一下限制，进而达到宏观经济适当增长的目的。

　　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的信贷出现了超速增长，增速达23.1%，为八年以来的新高；新增贷款总量达1.8万亿元，绝对额超过了去年的贷款新增数量。与此同时，有些经济部门也出现局部失衡状况，最值得重视的是由地方政府参与推动的基建投资热和开发区热，个别城市还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现象。在迅猛增长的投资推动下，许多几年前业已过剩的产品在上半年都出现了紧缺状况，其结果是：一方面国产钢材等原材料出现较明显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从国外进口同类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由于地方政府推动的基建项目都是中长期投资项目，因此，商业银行的新增信贷总量中，基建配套贷款的增速仅次于贴现贷款。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通常的短长期信贷结构条件下，一旦出现信贷猛增，就肯定会有相当的比例转化为银行不良资产。基建贷款增速偏高，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地方政府项目就可能为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带来威胁。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一个百分点的举动是正确的。因为货币政策的职能永远有两个：一是在全社会的名义产出与潜在产出有较大缺口时运用松动、扩张性手段使生产达到其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边界；二是在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价格膨胀或经济过热苗头时采取降温措施，可以避免产生紊乱或全局性的资源浪费。

　　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着眼短期和实施微调。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似乎也应给自己确定个“名义锚”(NominalAnchor)以备盯住，然后根据经济风向的变化实施逆向调节，经济成长的列车减速时，央行就适当加大“油门”，经济成长的列车有过快之嫌时就可以踩一踩刹车，避免经济出现新的失衡或加大金融风险。有了“名义锚”就能够给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确切的政策预期，政策透明度的提高能够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议。

　　我们认为，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已出现经济过热，恐怕不符合实际，但针对局部的过度扩张和失衡现象，采取“轻点刹车”的调节行动也非常必要。从长期趋势考察，中国尚未走出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阴影。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将经济保持8%左右的年增长速度，增加就业，尽可能减少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作为今后一个阶段首要的调节目标。经济发展速度快了，我们才能解决就业问题，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上不去，什么也谈不到。适时科学地对经济进行调节，包括适当的货币调节，是国民经济高速、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