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需要“职业经理人”(组图)

　　新快报记者　杜宝仪　龙原　实习生　郑晶晶/文　龙原/图

　　“长三角百名CEO对话珠三角”在广州迎来了本次活动的高潮。

　　昨天上午，长三角、珠三角百余名CEO聚首广东外商活动中心，由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万和集团副总裁卢楚隆代表珠三角CEO，普莱克斯工业气体中国区总裁程嘉杰、大唐电信科源公司总经理郑维民、上海华东电器集团副总裁黄建华代表长三角CEO，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共同对两地经济投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差异及人才吸纳等焦点话题进行了精彩对话。

　　俞尧昌：“我们对职业经理人不感兴趣”

　　尽管上海交通大学王方华院长端坐论坛中央，但他在表述“长三角职业经理人兴起比珠三角快”，并劝告珠三角企业“要重视职业经理人”时，还是遭到了家电业“价格屠夫”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的“炮轰”。

　　俞直接插入王院长的话题表示，“我们对职业经理人不感兴趣”。

　　俞激动地认为，当年美军之所以打不过中国志愿军，因为美军是职业士兵，一看打不过就投降，没有“事业心”；并说，顺德一些相当不错的企业，被职业经理人弄亏20多亿元。

　　他说，现在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整个运作模式都不太规范，信用体系、市场环境和约束体制都不健全，“我们反感一些职业经理人，他们不是与企业同甘共苦的人，无法把自己与企业的命运连在一起，在一家企业搞不好就换别的企业，而且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还存在许多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实干的人才，而不是夸夸其谈的MBA。不少MBA一心就想尽快把上学缴的十几万元捞回来。”俞说。

　　“作为经济中坚的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职业经理人请职业经理人，资本和经营管理之间很多问题。”俞说。左图：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右)、万和集团副总裁卢楚隆。　　俞表示，国外已经形成了成熟完善的职业经理人体系，如果一次失去信用，整个职业生涯就结束了，他们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和发展环境都已经很成熟了，但中国还缺一个这样的环境，“老板对人才看重的是素质，是事业心和忠诚度，而不是读了个MBA或什么学历”。

　　程嘉杰：“又踢球又当董事长不是职业球员”

　　普莱克斯工业气体中国区总裁、原GE水电中国公司总裁程嘉杰针对俞尧昌“一棒子打死职业经理人”提出异议，认为关键是职业经理人的定义如何，“衡量标准首先是事业心。”他说。

　　程分析说，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并不是一定要做到总经理、总裁的人，而是把企业作为事业来经营的人，企业在聘用职业经理人以前首先是要选人，如果不负责任，那就称不上“职业”。

　　“中国的‘职业球员’还兼公司的董事长，而贝克汉姆从曼联到皇马只踢球，他的收入从踢球来，他才是真正的职业球员。”程说。

　　程提醒，一些企业尝试使用职业经理人后，由于效果不明显甚至出现危机，就把责任推到经理人身上，“中国足球队如果一直不请职业外教，或者在施拉普纳失败以后不再尝试米卢，我们也许连目前这一点点小的成绩也无法取得”，“中国教练确实呕心沥血，王俊生、戚务生也很有激情，但光有激情不一定能带出队伍”。

　　右图：普莱克斯工业气体中国区总裁程嘉杰、大唐电信科源公司总经理郑维民、上海华东电器集团副总裁黄建华
　　上海华东电器集团一共有七个股东，但副总裁黄建华一直提倡“股东下岗”，“这并不是说另外去找一个CEO来管理，而是采取人才激励机制和顾问团的形式来进行企业决策。职业经理人不是不能用，关键在于弄清楚老板、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的权限区别。”

　　王方华总结道：“我们不能排斥家族制管理模式或职业经理人或别的模式。中国足球队可以不停地更换职业经理人是因为它无论怎么都是个永远存在的东西，而企业可不一样，失败到底了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认为并不是MBA毕业了就可以成为职业经理人，充其量只是个职业经理人的后备军而已。”

　　谁是标兵，谁是追兵

　　大唐电信科源公司总经理郑维民8月28日便提前抵达广东，比“CEO百人团”抵达时间早了两天。

　　他感叹：“长三角前有标兵，是珠三角；后有追兵，是山东。”

　　他8月28日-31日参观了华为、格兰仕、万和，感觉“广东对商机的把握特别灵敏”。

　　他在论坛上总结了“四大感受”，一是珠三角的工资比长三角高得多———华为在1997年就提出，在国内工作达到国际薪酬水平，而广东年薪千万亦大有人在。二是成本控制———格兰仕的微波炉能卖800块钱，不是打价格战的结果，而是成本控制的结果，当年上海一些企业想做低价格的微波炉，但是做不出来。三是管理和战略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关键是根据情况选择运用最为合适的方式。四是政府的氛围非常好，而公司办公的环境和条件却很朴素。

　　万和集团副总裁卢楚隆应声认为，现在的“标兵”是长三角，珠三角才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

　　老总们要不要一起坐飞机

　　“在家族控股的企业中，万一老总坐飞机出事了，这个企业怎么办？”王方华半开玩笑的提问引出了两地企业在风险意识上的差别。

　　程嘉杰很认真地表示，企业明确规定，关键人物不能坐同一班飞机，所以两个老总出差同一地点，往往乘坐不同航班。

　　真正由家族控股的万和集团副总裁卢楚隆提及几年前与兄长等股东同一航班去马来西亚，“老大说同一航班很好，在飞机上还可以开会商量工作。我当时就觉得有些不对。后来想，基于对几万员工的社会责任心，还是加强风险防范意识比较好。”

　　广东企业“超前意识不够”

　　作为一位在广东企业发展多年的上海人，俞尧昌认为：“整个广东企业的集群程度不够，散、乱、小，总体水平较低。因此无论在规模上、装备上、人才建设问题上等与国际企业竞争起来还很不足。”

　　对比上海，他认为：“上海是大政府小企业，广东是无政府状态地自由竞争，看看广东的家电名牌有多少，再看看国际上真正的名牌才有多少家，面对着国际上这些寡头垄断型企业，我们怎么和他们开展竞争？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走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要发展成大规模企业，资源必须集中，而我们现在的小农经济意识还是很浓。我刚从上海来广东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人很朴素，对市场商机非常敏感，但是在超前意识方面还很不够，要和国外大公司竞争，资源必须集中，企业应从‘竞争’状态走向‘竞合’状态。”

　　(风翔/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