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性别视角（经济学家茶座）

　　柳红

　　朱玲，女，1988年在德国获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朱玲，研究收入分配、乡村发展和贫困问题。每年下乡调查，足迹遍及20多个省和自治区

　　朱玲严谨、注重细节，是一位富有爱心的学者。我们的访谈围绕她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展开

　　引入性别视角

　　柳红：可持续发展观念倡导“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促进性别平等是其题中之义。关于妇女生存和发展研究在20世纪也有了一些进步，它大概经历几个什么阶段？

　　朱玲：1950年到1970年期间，性别问题的一个重点，是探讨如何提供有效的社会援助，增进妇女的福利。1975到1985年的联合国妇女10年活动中，妇女参与发展成为一个主题。不仅关注妇女对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而且还评估她们的家务劳动贡献；不仅观察妇女对生产过程的参与，而且还考察她们对决策过程的参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性别研究，把妇女地位的改善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综合考察妇女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亚非发展中国家近30年的统计资料看，消除性别差距较快的国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则为性别歧视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增长缓慢。其中女童、妇女和贫困人群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

　　柳红：中国相关的研究情形怎么样？

　　朱玲：性别研究在中国是近年才引入的概念。20世纪上半叶妇女研究主要和反封建的妇女运动联系在一起。50—70年代的妇女研究更多地关注妇女的婚姻家庭问题和她们对生产的参与，但几乎不涉及她们是否参与决策的问题。自80年代始，国际机构在实施对华发展援助项目中所带有的性别视角促使来自不同学科都关注发展问题的学者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妇女研究。这就使妇女研究呈现出逐渐与发展项目的实施和发展政策的研究相结合的趋势。1995年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妇女大会，把国际通行的性别研究理论和方法迅速在中国推广开来。与此同时，在立法、公共政策设计和发展项目实施过程中引入性别视角的呼声也日益引起公众的注意。

　　柳红：可是，性别研究似乎极少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

　　朱玲：就是。经济学家会在研究收入问题时，把性别作为一个影响收入分配的变量来考虑。在考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会把性别作为一个决定投资动机的因素来分析。可是直到1995年，妇女发展还未作为一个经济学专题来研究。原因也许首先在于有关弱势群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其次，经济学家本身尚缺少性别视角，忽视了性别不平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得妇女从童年起就或多或少地缺少部分社会经济和法律权利。因此，在同一个竞争环境里，女性和男性人群实际上处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上，它有特殊的发展问题。

　　生存权和发展权

　　柳红：据你的调查研究，中国乡村贫困妇女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状况怎么样？

　　朱玲：20世纪60—70年代，我插队时就发现，尽管生产队的成员均无食品保障，营养状况最差的却是妇女。一是因为家中的男劳力一般承担重体力劳动，农妇尽量避免其饥饿；二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乡土社会里根深蒂固，除了孕妇和产妇，过年节，也是男子优先吃好的；三是农妇宁愿让孩子吃饱而自己挨饿。当妇女不能平等地与男子分享生存权时，她们享有的发展权就更为有限。

　　农村改革以后，情况有好转。但是在贫困地区，还是男人当家。原因是男性普遍比同龄女性文化程度高；二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乡村经济政策瞄准的是农户，或说是户主。绝大多数户主是男性。比如，妇女到信用社借款，用的是丈夫的名字。农村中的病人大多数是妇女，医疗保障制度从未覆盖乡村人口，而贫困户少有卫生习惯，增加了妇幼的患病率。

　　柳红：在你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我看到了一幅特别不谐合的图画：在丽江古城之外20—30公里的山野竟是贫困村落，那里的母婴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朱玲：是啊！赴丽江考察母婴平安项目的所见所闻，使我深为山区妇女的健康风险之高所震惊，切切实实意识到向贫困妇女儿童提供保健援助，对于缓解和消除贫困就像实施安全饮水、食品保障、通路通电和教育投资等项目一样至关重要。在丽江24个乡镇中间有13个贫困乡，2000年这些贫困乡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为135.5/10万和60.33/‰，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指标53.0/10万和32.2/‰。1996—1999年期间，丽江县共发生孕产妇死亡20例，其中19例为家居山区或半山区的贫困妇女。

　　扶贫

　　柳红：对于诸如此类的健康贫困的消除你是怎么考虑的？

　　朱玲：我在近年来的田野调查中注意到，在那些同时维持计划生育和卫生保健两套机构的贫困乡镇，每套机构的利用率其实都很低下。以丽江县为例，每个行政村都设计划生育员，其职责主要是监测和统计人口变化特别是育龄妇女的孕产状况，而这恰恰也是村妇幼保健员的一个职能。然而县财政对前者每月给予180元的津贴，对后者却只给30元。前者津贴高是因为计划生育被视为国策。这说明决策者对母婴生命的漠视。

　　比如产妇分娩，中国卫生部门把产妇在医院分娩的比率视为衡量妇幼保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对于山区贫困户的孕产妇，她们宁可选择在家分娩。我在丽江山区走访过两个家境属于中上水平的孕妇，每家都为分娩准备了700多元，她们说500多元用于住院，其他用作杂费、食品和营养品。这笔费用大致相当于一个贫困家庭成员的年纯收入。距离乡卫生院最远的村子不通公路，走路需要将近一天时间。她们不愿意由担架抬着翻山越岭去医院。显然，在村里为她们提供合格的新法接生服务，反倒能够降低母婴健康风险。

　　柳红：而且母婴健康也不只是个以生死尺度来衡量的问题，还有比它更一般的问题，就是日常健康和良好的生活状态。

　　朱玲：我在调查中得知，龙山乡增明村的小杨连续早产，就是因为她在孕期的劳动强度太重。每天她不得不完成的工作量有：1.担饮用水2挑，山路往返2公里/次；2.担牲畜用水6挑，坡上蓄水池往返300米/次；3.打猪草至少一次，背草重量50-70斤/次；4.管理农田；5.做饭。而小杨的婆婆介绍说，当地的习俗就是妇女干活多，男人干活少。这些家庭有关孕产妇保健的一些知识，多半都是以母亲或婴儿的生命为代价才得来的。如果能够通过全民健康教育行动，来普及带有性别视角的发展项目，促进移风易俗，调整农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协作方式，那就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改善母婴健康状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