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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8月30日上午，2003中国市长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开幕，论坛以“分级行使产权体制下的国有资本运营与管理模式”为主题，国资委相关领导、全国大中城市市长、国际投资机构和相关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新浪财经独家全程图文直播，以下为本次论坛31日的现场直播实录。
支东升：下面进行下午论坛的第二部分，我们请几位律师还有会计事务所的几位专家
为我们解答一下可操作性的实际的问题。现在我们先请德勤上海事务所总经理卢伯卿先生为我们演讲，掌声欢迎。
卢伯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交流，德勤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在全球140个国家里面有11.9万人的员工，主要提供四个方面的服务审计、风险管理、税务咨询、财务咨询跟管理咨询，我本人在十年前由总部派我到上海来，就这十年的经验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两天的论坛主要探讨当前地方政府管理和运营国有资产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位领导、专家学者演讲的内容非常充实，分析也很精辟，使我本人收益良多，有很大的启发。在各位专家面前，我也不敢提出比较高的理论，在两天下来的密集的讨论会，大家有点累，我在最后一场报告里面，我本人可能以比较轻松的态度来跟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决定把这个战线缩小，分享我们在上海的十年工作还有一些自身体会。
这图上这是我十年前的小伙子，旁边是十年之后的我，头发都已经白了。(见投影)上海的整个整体的发展最好看人均G DP的增长，上海GDP在四年翻四倍，从2002年超过4万人民币，上海的经济像上海标杆的建筑一样节节高，上海十年的改变大家有目共睹，从老百姓关心的食衣住行到商贸活动，一年不一样，三年大变样。我们看一下上海的衣食住行，衣上面，上海年轻人追求时尚的风貌在全国文明，在食上除了驰名上海的菜之外，可以说全球的美食在上海也可以找到。从住的方面，上海这几年的住房改造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从人均住房面积的改善来看，1990年7平方米到2000年接近12平方米，至于行的方面来讲，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上海这十年来公共建筑方面的成绩是相当的傲人。
上海的优势，我想分成两块来看，一个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上海本身地缘的优势，中央的支持跟上海地方政府的努力，另外上海本身聚集国内外的精英，大胆地尝试，我想举几个例子跟大家来谈谈。第一个，在于硬件的改善，尤其在交通运输方面，从硬件来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海在交通运输方面的投入，这对我来讲本身是深刻的体会。我十年前进入上海的时候，从我居住的地方虹桥到我办公的地点外滩，我每天早上6点半出门，我能够保证在7点半以前到达公司，如果我6点45分出门的话，我可能在8点半以前到不了公司，如果我在7点钟出门肯定要在9点钟才能到达公司。现在我从同样的地方出门，大概平均25分钟到35分钟之内可以到达公司，这是一个上海硬件的在改变。在这么多的硬件改变里面，这些基建建设动用的资金是多少，不能用很简单的钱就能够说出来，整个城市的发展和规划之外，当年的财政部充裕的时候，政府能够大胆又不失稳健采用各种创新的融资方式，比如说发行内外的债券，中外的投资，BOT的起步和开创，实在来之不易，也充分上海勇于创新的机制。当然，这些硬件的改革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像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快速的发展，希望接下来地铁对于整个全市的铺面，还有另外公共交通建设方面的改造可能还要进行更深一部的改善。至于软件方面的改善，我们可以提几个主要的经验，外交投资企业，这是确定的，按加工贸易窗口，让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大的物流和贸易伙伴的地方，二十四小时攻关的项目现在还没有全面实施，但这方面的努力已经为上海的工商业带来实际的绩效，也提高上海的竞争能力，落地签证方便进一步接近国际大都会的目标。
从八十年代末，集思广益之后，上海各个政府部门都很认真从事各种国内外智囊团体，提供意见，还有提供意见的公司的参考。我93年初到上海来的时候，只有一家国际学校现在已经发展了差不多十几家，海外和海归落户上海提供一个更好的条件，为培养下一代的国民经济打下基础，另外吸引我们国内各个地方大专给予落户的政策，这也是在软件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项尝试。除了这个之外，文化气氛的经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要软硬两手都要硬。在上海国有资产经验里面来讲，很难和浙江作一下比较，反映上海在开创稳健中发展不断谋求一个平衡，即便如此，上海在国有资产方面的成绩还是相当的傲人。九十年代，上海实业帮助上海市的市政建设和产业的融资，经过一段时间也有一批国际企业和企业人才大批涌进。另外，上海也决心退出传统和劳动密集纺织服务的行业还有其他类型的行业，成功把富余的工人倒入服务行业，减轻包袱，同时保护了土地资源，为新阶段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使上海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是我亲身体会的。
在中国进入WTO以后，上海利用既有的优势，加强与临近省市的互动，努力经营汽车、金融、IT电子、高科技等等支柱产业，充实他已经相当丰厚的国际竞争力量。归根到底，我认为各个发展都应该是人力资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如回到我的老本行一样，一个企业还有一个城市是否能够持续性地发展，还有竞争能力看它能不能够吸引和培养出出类拔萃的人才，在这一点上面，上海的成绩非常令人满意的，上海这十年走过的路也有众多的路可以供大家来参考。我从个人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个人的看法，我也很荣幸德勤这十几年作为上海实业的一个伙伴，协助他们从早期的红筹股上市，到筹资上海整个基建项目，对于浦东机场的发展，它的战略和物流策略上这方面提供管理上的支持，这也是我个人引以为傲的地方，上海是我的一生中呆得最久的城市，我也希望以后继续在上海发展。
支东升：上海十年的发展史有这样很有趣的味道，下面请君合律师行合伙人著名律师巩军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外国投资者参与下的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问题。
巩军：谢谢大家。君合律师事务所，由于参与了我国目前几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利用外资处理国内不良资产的项目取得的一些经验。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很高兴。在国内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在这儿再多讲，好在现在有很多的外资对处理中国国内的不良资产很有兴趣。目前我们参与了摩根斯坦利的一个项目，另外，摩根斯坦利跟建行在成立一个新的企业，进一步处理国有资产，因为这两个项目在法律上都有一些突破性的东西，可以今天在可能的情况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讲的主要问题和大会的精神有一点不太相符，包括昨天的很多讲演讲国有企业有很大进展，处理不良资产有很大的成功，包括利用外资的环境有很大的改善。这些我都表示同意，我没有任何不同意的地方。而且我认为外资参与处理不良资产的形式在中国确实也是目前处于有史以来最佳的状态，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现在要讲的是，我是律师，律师有一点另类，思考问题尤其是跟企业家不一样。企业赚了钱，大家认为是好事情，跟律师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企业要亏钱了，出了事儿，律师的责任就很大。所以我们律师专门替别人想哪里不好，哪里有风险，哪里有陷井，我们拿别人钱就给别人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思维，看见什么事情首先想有什么问题，哪有什么问题。所以今天我来讲讲我们国家在引进外资，处理不良资产还存在什么问题。
首先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政策方面的，发展开放比较缓慢。呆会儿我会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原因。第二个问题是法律方面的，法律方面的障碍还很多，我也会仔细讲讲为什么。第三就是实际运作方面的问题。
首先政策方面，我们经常讲国有资产要盘活，这个概念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就是怎么盘活。我们在处理日常的交易过程中，我们发现国有资产失去了大量的机会，每每涉及到国有资产的转让、上市或者交换、重组，就会发现，有一个评估的问题。评估的价值在外商那儿不能接受，在市场上不能接受，交易就不能完成，就失去了机会。再遇到一个机会，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又不能成功，本来是100块钱，最后到80块钱、60块钱，最后剩10块钱作为不良资产处理掉。什么叫盘活？我认为盘活恐怕还要把它放在流通的市场上评估它。我们目前的法规规定，基本上是10%上下浮动，而且评估的方法也比较死板。现在开了一个小口，要是超过10%可以打一个报告，还是有一点灵活性，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目前新的法规，要求外商在并购私营企业的时候，也要评估，这个评估当然比起国有资产的评估稍微的容易一些，但是它在资金上、在时间耗资、耗时有点拖不起。特别是在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像冰棍拿在手里，拖的时间越长，损失就越大。所以这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还有政府部门之间沟通上、处理问题的速度上有问题，我们希望今天在座的市长，今后你们在遇到这个问题，能够给予特别的关注。我想到美国的一个公司在参与青岛啤酒并购的案例当中，他们的资产是采取非常灵活的方式，他买了这个公司的股权以后，他可以说先做债务，然后再转股，而且一定转，我不要利息，我拿到你30%的股，我就要20%多的管理权，这在国有资产不叫流失叫什么，外国资产在这个问题采取非常灵活的方式，其结果是双赢的结果，所以在政策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在今后采取一些更灵活的方式。
另外是法律，法律目前是严重滞后，尽管我们在过去十年，二十年来，中国的法律发展速度非常快，我刚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可以跟中国的客户拍着胸脯说中国的每一条法律我都懂，因为都学，现在就连我自己专业的法律，我也不敢说我都懂，我今天来之前上网看了一下，还有新的东西，还有不知道的东西。法律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滞后仍然是严重的问题。当然在我们需要集中手段，有很多照顾不到的地方。这里有很多，比如担保法、信托法、公司法、外商投资法，对于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基本没有反应出来，这就是滞后的一个方面，仅仅是一个例子。这里面有政策引导不利的原因，因为政府本来应当是超前的，要比实践还要快，它有引导性，然后法律是跟在实践之后，它对你的实践做一些总结，把它固定下来作为一种制度来进行。我们如果政策上本身就有点迟缓的话，那么立法肯定就会造成更大的迟缓。再加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我不是批评政府，但是政府之间的沟通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我自己曾经在政府里面工作，我感觉到政府之间对权利要求的欲望很高，但是拿到权利之后，行使权利投入的精力还严重不够。政策法律和实践之间互动的关系。现在我认为是在互动，但是反映迟缓。我今天来之前，我就看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银行法的问题，银行法是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现在由于我们处理不良资产需要，就马上提出来到日程上来修改，这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要想把一件事情很快的做完，这个速度也会很快，还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是在法律的执法，我们认为执法上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同时，政府审批部门的执法观念又大大加强，从前人治很厉害的时候，一个项目来以后，一咬牙就过了，狠心就给批了。现在法律观念强了，不良资产低于10%，没有把握不太敢批，而且批好了没有关系，批坏了，乌纱帽就有点危险，所以就不太敢于承担这个责任，也不太敢于创新，而且对于目前的法规也是尽量遵守，这既是好事又是一个坏事，是一个双刃剑。
下面，我就实践的问题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感觉一下在处理不良资产上，有什么困难，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今天所讲仅仅是我们遇到的很小一部分。这里我挑出几个比较典型，能够和大家分享的，有很多客户的信息我不能和大家分享，能分享我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证券化，我们处理不良资产用证券化来来处理是比较快速，我们目前国家没有这个概念，法律法规部门对这个东西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命令的规定，政府在审批的时候就不好做，比如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华融和摩根斯坦利合资企业的设立中有一个出资的问题，企业可以拿现金、可以拿知识产权、可以拿实物，唯独不能拿债权来出资，这个问题在这个案例当中卡了很长时间，我们跟经贸部反复的沟通，也曾经想到过用专门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出了一个主意，合作经营企业把这个躲避，最后加了一个各种财产权利，我们认为债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利，就用这个方法把百分之百的债权出资的问题解决了。另外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有很大的限制，处理不良资产你找公众是比较麻烦的事情，至于公众对不良资产从心里上是很难接受的，上万亿的资产利用各种投资机构，来处理问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对他们有很多的限制。保险上不能买一些风险太大的东西，银行不能涉及投资，不能做一些风险太大的投资，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这就影响到处理不良资产。还有你要处理不良资产，你要搞证券化，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比如说对债务的评估，你一个债务，你说不良资产都收了十几年收不回来，现在打包卖给别人，别人说这里都是什么东西，要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机构来评估，这个评估机构目前中国几乎没有。如果有一些评估机构，包括今天的承办人，在这方面经验不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到国际证券化，这个评估机构的记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非常良好的记录，你中间评过的东西有没有问题，这要一点一点的积攒。律师、会计师，作为君合在这次案例中我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并没有起到绝对的作用，我们在中间学到很多东西，也希望今后用到我们学到的知识，也说明这方面的服务在中国的中介机构是严重不足。另外没有二级市场，你的评估出了以后，别人买到手里，如果砸在手里怎么办，没有市场能够让你出局，越是这样，大家在购买的中间就特别的小心。
另外严重信用危机，刚才林教授讲的，我觉得信用危机是最严重的问题。曾经听过一个相声，说那么高的利息率你也敢贷，贷款人说我连本都没有想还。实在要还，你再贷我一笔再还，在这样的危机下，对不良资产处置造成很大的困扰。一涉及外资就涉及外汇，我们说外汇转让手续上，出境、入境上比较烦琐。比方说，在处理不良资产有这么一个过程，要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债转到外商手里，外商再拿它作投资再投回来，这实际没有出国境，但是理论上它又出了国境，这一出一进是在一秒钟之内发生，因为文件都签了，但是就涉及到外债登记的问题。我们一秒钟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但是要登记。还有地方保护，地方保护主义，你去讨债，你打官司，你先得从地方法院打起，地方法院，我们现在司法制度上有一个很大问题，司法制度不是纵向的管理，是横向的管理，地方的法院严重受地方政府的管制，它的水电、办公条件，人员、工资都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政府说这个东西，这个公司已经倒闭了，你拿不走了，法院也不敢判，即便是判了你也拿不到浅。所以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刚才证券化是作为比较大的概念性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下面讲几个具体的问题，出资我刚才也简单的讲到，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解决了。利润分配，大家不是讲实物，我们讲利润分配，利润分配要是有不良资产的公司，几乎应当说没有什么利润，它就是收回来的钱多一点就需要把它拿走，有税收的问题，交没交税，每个季度把钱拿走，年底才交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各种中介机构在中间的撮合，再加上政府的配合，国家税务总局也是经过相当艰苦的奋斗，最后发了一个文件把税收的问题解决，顺理成章把利润分配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减资，公司法的角度工资是不能随便减资的，处理不良资产减资是必须的，整个的所谓的生产经营过程就是减资的过程。不让它减资它怎么做。我们也是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律师，绕来绕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外商来做这个投资很多领域是不能投的，或者是限制、或者是禁止，我买一个资产包，上面有好几亿的资产，全国各地都有，最后不一定就有这样的问题。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给大家敲敲警钟，告诉大家在处理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最近报纸上登了摩根斯坦利要跟建行处理资产，马上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商业银行要成立合资企业不是就对外投资，商业银行法规定了商业银行不能对外投资，上万亿的资产不让它投资，通过投资的方式处理，好象也是说不过去。所以我在网上刚才来的时候才看到，要修改商业银行法，其中增加了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还是有点羞羞答答，还是不能对外投资，但是国务院的规定，给我们律师留有余地，所以我认为给商业银行松绑是应该的，程序应该是时间比较长的程序，但是比起其他国家可以很快。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政策需要开放，我们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政策的制定者，希望你们能够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把政策提到实践之前。另外还有一点，可以从部门的规章开始做起，我们有些东西可以超前，实际上有很多东西超前，比如中关村，中关村搞IP，就是知识产权我们的办法是20%不能高，它要可以高，35%也可以，经营范围我们是经营范围一定要经过自己报，然后工商局批，现在中关村基本上愿意经营什么就可以经营什么，当然也是通过试点，应当说跟大性质是不相融，但是必要的时候该这么做还得这么做，政策和法律应该给它留出一定的空间来。为什么这么做？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这么多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跟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是分不开，我认为我们应该发扬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最后我认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实际在律师的帮助下还是应当有很多的办法。谢谢大家！
支东升：感谢巩军律师，下面我们请高伟绅律师行上海办事处合伙人项绍琨先生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项绍琨：谢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都累了，我希望用很短的时间补充一下刚才巩律师非常详细地把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利用外资的问题来解决，我再做几项补充。我们律师事务所是全球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总共有3700个律师，我们最近也参加了几项比较大的不良资产的处理的案例。我们除了在参加这些比较大的案例的过程里面，像巩律师提到的，有很多很多的国外的基金跟公司也好，他们对中国处理大量不良资产这个领域都特别感兴趣，我们基本上每隔一两个月都有很著名的海外的基金也好、企业的房地产大型的公司也好，都来给我们商讨怎么能够参加中国的不良资产的处置这么一个大型的业务。在跟他们讨论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加上刚刚完成的这些实际的操作，我想从四个方面补充刚才巩律师提到的一些在法律上现存的问题以及的一些困难。
第一个问题，对外资进入不良资产的处理业务来说，现在中国政府从宏观上来讲，还没有一个能够明确表示中国政府自己能够完全支持的让外商进入的机制和结构。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结构能够允许外资从宏观的外商投资的角度上来讲，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进入，从打包到进行合资，跟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到外商跟非资产管理公司合资，到现在最近的这些信托的安排，用有形资产注入资金的运营里面去，所有的这些很多的方法都不断地在讨论，可是每一个方法里面都有很多的法律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没有得到政府很好的引导。所以，很多的基金也好，很多的跨国公司也好，等我们给他解释了以后，所有的从头到尾所存在的问题，对他们的积极性有一定的打击，有很多的基金宁愿看具体的资产，而不看整个打包方面的不良资产的处理。所以，我觉得从政府的监管的角度来说，主动的引导、外资的进入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作为政府的监管机构除了要进行监管和提醒已经准备做或者已经申请上来的解决的方案跟安排的同时，也必须要主动对一些感兴趣的外资进行很好的引导，有这样才能给这些投资人、海外的公司有一定的肯定的进入的架构。
第二个问题，我们整个不良资产的处理的程序是太长了，而且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管辖的地方，有的时候不同的部门答案也还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不良资产的本质就是时间上是比较敏感的，时间拖的越长，就影响资产的质量。所以，投资人对这些资产的估值也比较保守，整个审批的程序应该说进行简化，在美国八十年代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很严重的银行跟储蓄所的风暴，那时候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个法案成立了一家机构叫RTC，不单有资产的处置的权利，而且它还赋有半政府性的权利，有很多事情就一个机构从头到尾都可以拍板，所以这种模式从尽快的把中国的不良资产从我们的财务帐目里剔除出去，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参照性。
第三个问题，在整个法律架构严重缺乏，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比如讨论的很长时间的破产法的修改，现在还没有完全完成。这样对外资进入中国的不良资产稳定性就有很大的影响，一般地来说，对一个外资来讲，它只要对这些资产在竞争过程中不能比较好的决定它的价值，他一般把整个资产的价值当成零来处理，这样不但影响他们的投资的决定，也影响我们资产的价值的最大化。另外，从法规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国内的基金的法规特别是私营基金的法规里面还没有完善，比如说在国外比较流行一个做法就是用不良的资产放到一个资金里面，跟其他的现金的投资人一块，把这个资产再进行管理，再增值，再出售。在现有的法规架构下面，我们现在还不能用这种方法。
最后一个方面，我想提一下退出的机制，现在也是很不完善的，特别是在外汇的审批方面，现在对不良资产的投资人的外汇的输出还是受制于传统的中外合资的外汇输出的法规规定下面，从很多的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讲，他们是希望要是有一个比较便捷的外汇输出的规定，对他们的投资的意愿会有很大的支持。特别也可以参照我们今年年初出了一系列关于外商并购方面的法规，以及海外机构投资人的这些法规下面的外汇退出的机制，也可以参考。
我今天想补充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支东升：谢谢项律师，企业的不良资产是在不规范的操作留下的历史疤痕。对待这个问题早解决应该比晚解决好，快解决应该比慢解决好，就这个问题，看各位领导、嘉宾有关不良资产问题向两位律师有什么可以交流，请提问。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进行下面的程序，各位嘉宾，两天以来我们就分级行使产权制度下的国有资本运营与管理模式为中心议题，在新的国资条例的框架下如何进行国资改革，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当中有官员、有学者、有城市管理者、有中介机构以及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的代表，同时还有企业界的一些领导，我们在这两天当中达成了很多的共识，首先新的国资改革《条例》出台，是体现二十多年来改革经验与探索积累的结果，国资委所框定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框架和不越位、不缺位的组织原则应该是我们各地方国资改革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本次论坛得到了上海大众汽车赞助和帮助，下面我们请上海大众汽车的代表向中国市长协会陶斯亮秘书长赠送车的模型。感谢上海大众汽车的代表，进行我们本次论坛的最后一项，请陶秘书长致闭幕词，大家掌声欢迎。
陶斯亮：刚才支主任一番话可以打句号了，我想在这么的专家、学者面前，我再发言，我担心有点狗尾续貂的感觉，因为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还得完成，我想主要还是讲点个人的看法。我们这次筹备了很长时间，本来是准备四月份开，也受到了市长的关注，可是由于SARS的影响，我们这个会从四月份、五月份一直拖到八月底，所以这是对我们有影响的。另外我们作为市长协会，有一个忌讳，就是一般忌讳在七、八、九三个月里搞活动，因为在这个月，所有的沿江和沿河的城市都有非常重的防洪防灾任务，都出不来，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打破了惯例。再一个，在这个一般我们不召开会议的时间召开这次论坛，有一个原因，我们国家的第四代领导团队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温总理下到江苏上海一带，所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市长也都不能出来参加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我们的会多少是有些影响的。但是尽管有这些客观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召开了一个很成功的会议。
我认为这个会议的成功有三点，第一个成功的地方，我们这个会议非常成功的搭建了一个平台，虽然我们这次会开幕式是很壮观的，来了300多人，但是我认为这个规模，这个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我看到的最好的现象是在会下、饭桌上，当然不是为了吃饭，在饭桌上看到我们这些职能部门的官员，我们这么多的学者，还有超级跨国大公司的高管们，还有国内这些国营或者国有企业，或者是民营企业、媒体的记者们，最活跃是媒体记者和中国的市长们亲密接触、畅所欲言的交谈。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我们这样一个产官学一体的会，主要是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促进人与人的交流，促进理论和观念的沟通，达到了知识和信息的共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是达到了目的。
第二个成功的地方，我们还是成功了举行了一次论坛，因为这个会本身就叫论坛，这个论坛成功有二十多个发言者，我认为涵盖的面非常广，而且发言质量都很高，有官员，有学者、有企业家，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对国有资产改革这个命题从不同的角度都发表了自己非常好的、独到的见解，可以说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而且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个发言后还举行了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论坛。下面反映这个形式很好，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称得上是一次真正的论坛。我特别要提一点的是，在开幕式上，成思危副委员长的致辞，我本来认为成思危副委员长致辞就拿一篇纸念念了，但是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非常平等的在这个讲台发表了自己对国有资产改革的一系列看法，可以说是一篇论文，一个学术报告，因为我们协会的同志，录了音，整理出来以后今天上午给我看了，当时我就觉得不错，但是我今天看了整体录音以后，我觉得成思危同志讲的很多的当前的国有资产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很多要害、很多关键问题，他都讲到了。所以我想我们协会可能会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就是成思危同志的讲话。可以说成思危同志的发言，是我们本次会议的意外收获。
第三个成功的地方，我们可以预期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在会外和长远未来的交流。国有资产改革这个结果可能是不言而喻，国资委、地方的、中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千差万别，关键的是过程。我今天听了很多学者、专家在讲，很多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结论，而是取决于过程起着更关键的作用。比如说，我听林教授的演讲，我们很早就认识，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中国按照市场规律，中国可能是更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能加入WTO，但是中国完全不符合自由市场的理论，但是俄罗斯到现在这个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WTO也没有接受它进入。但是它理论上确是很完整、很系统、很规范的自由市场的体系。所以说这个理论并不完全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我们市长最能够发挥作用的，能动作用发挥在这个过程中，理论、政策都是别人的，最后的结果决定了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我们市长是最能发挥能动作用的。
我们中国市长协会跑城市跑的比较多，今年跑了不少超市，我们深深感觉到城市是前别，比如说西宁市，我今天见到西宁市长，他特别认真，他一直在这儿做记录，他说西宁不用建立国资委，因为西宁根本没有什么国有企业，我想温州这个城市确实不用建立国资委，它根本没有进和退的问题。但是像鞍山这些城市，趁着钢铁市场效益比较好的时候，赶快转型，赶快改造。我们去了鞍山，我确实很感动，我看到了工人阶级，我说好久没有看到工人阶级，我在鞍山终于看了工人阶级，但是南京市长的一番话，又让我喝了一口冷水，不要以为现在的效益很好，一个华西村搞一个钢铁厂可能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一个华西村有多少人呢？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以退为主，尽快退出。但是我们也看到抚顺、本溪这样的城市完全是老工业基地又是资源枯竭型的城市，想退也退不出来，没有办法退，所以别说全身而退，缩身而退，断脉而退也退不出来，所以一些老市长到那些地方咨询，包括中诚信的毛董事长也都去了，大家看到那样的状况为之动容，动了市长们的恻隐之心，煤矿非常伟大的矿坑，六公里长，两公里宽，工人用一百年的时间挖出来，但是现在十年、十五年煤就挖完了，工人怎么办，国家规定是要保存私企所以只能舍弃煤矿，这样的情况五万工人下岗，未来那些工人也得下岗了，煤矿没有煤可以挖了，确实很困难，但是我们看到煤矿的领导讲，至今还在用政治思想工作稳定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队伍真是相信党，所以像这样一些城市，这样一些企业，国有资产的改革就不能够退不退的、进不进的问题，必须国家伸手救他们。
所以，在国有资产改革过程中，我们市长要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是可以大有做为，在这次会议上，为我们市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在这个过程第一需要实事求是，根据自己本地的实际情况，第二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有些城市需要借助外力，需要帮助，这就是西宁市长和呼伦贝尔市都非常敏锐，这次会上西宁市的王市长说了，我们那个地方搞国资改革，搞企业重组我们缺少人才、缺少经验，所以在这个会上，非常希望与会的专家、教授能够对西部城市予以帮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这次会又给我们这些城市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我看见吃饭的时候，我们的市长约请美林公司、德勤公司、中诚信上他们的城市去，只要你们到我们的城市去，不管投资不投资对我们这些城市都是有帮助的。而且我看美林公司他们都欣然同意前往，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这种交往会给我们城市带来会后的效应。所以，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我认为我们这个会议是十分成功的，今天的闭幕词没有和其他几个主办者沟通沟通，自己就在这儿讲了，我只代表自己的一己之见。
下面我就真正说点要闭幕的话，我代表市长协会，代表参会的市长们，向我们的共同主办这次会议的国资委的研究中心、美林公司、德勤公司和中诚信表示深深的谢意。特别是对承办这次会议的中诚信公司我们特别表示感谢和同情，因为大量工作都是中诚信做的，在这里表示同情和敬佩。另外，既然是让我代表大家做闭幕致词，我就再代表我们五家主办单位向所有的参与协办和赞助这次会议的企业、媒体表示感谢，尤其是新浪网对我们这次论坛的全程直播，对他们表示最真挚的谢意。还代表所有在网上挂名的单位，向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市长们、城市的代表和各界来宾表示深深的谢意。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城市还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关注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别的不同形式进行合作。现在我宣布本次的论坛到此闭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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