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长高峰论坛现场直播实录(七)

　　新浪财经讯：8月30日上午，2003中国市长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开幕，论坛以“分级行使产权体制下的国有资本运营与管理模式”为主题，国资委相关领导、全国大中城市市长、国际投资机构和相关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新浪财经独家全程图文直播，以下为本次论坛31日的现场直播实录。

　　　胡克：刚才美林的陈军余先生从他们在中国市场多年的重组经验中，从企业并购、 重组，不良资产重置这两个角度谈他们的见解，下面我们邀请世界银行重组问题的专家张春霖先生给大家作演讲。

　　　张春霖先生在本次我们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分级管理到分级行使产权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中，他也起了代表世界银行提了一些很重要的建议报告。

　　　张春霖：我非常荣幸来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按照胡总和论坛的主办方的邀请，我想就就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政策问题讲一些看法，二十分钟的时间简单地讲一些看法。

　　　我有一篇文章在发给大家的材料集子里面大概两万字的文章，后来在《经济观察报》里也发表了一部分，所以我不详细地展开。我想讲几个方面的事情或者看法，首先，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多重要。基本的想法是这样，随着我们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的完成，我们国有资产改革正在处于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有必要重新看一些问题，重新审视一些过去的看法，国有改革究竟多重要，多少年来我们都说国有企业改革是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也是最难的一个改革。经过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有了很多的变化，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数字，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有多重要，我们中国的劳动力队伍2002年底，劳动力队伍是74332万人，总的就业人口是7.4亿，有多少在国有企业就业，是3800万，比重是5%左右。从GDP来看，国有企业有多重要，GDP从98年以后，根据有关的专家的估算，包括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的估算大概在三分之一的左右，大约是三分之二的GDP不适应国有企业来成长的。从资源的配置、从整个国家经济资源的配置、资源消耗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有多重要呢？95年到2001年，按照财政部的数字，全部国有企业工业的非工业，不包括金融，非金融类的国有企业的总负债增加了22580亿，这22580亿说整个社会投入到国有企业的资源，银行贷款的增加或者是应付帐款的增加，或者其他的拖欠社会保险、拖欠税收的增加等等，从95年到2001年我们国家的GDP增加了36851亿，也就是说投入到国有企业的资源，95年到2001年期间，相当于GDP增加量的61%，或者说从95年到2001年我们新投入国有企业的资源跟新增加的GDP来比较的的话，新增加的GDP是增加了61%，我们不良资产和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掌握的不良资产，大家可能知道知道的部分都是在国有企业，我觉得从今天的角度来谈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这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

　　　第二方面的看法，为什么要搞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过去二十多年，尤其八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目标非常明确，搞好搞活国有企业，今后的国有企业也应该成为一个目标，是不是还是继续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的具体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搞好搞活呢？扭亏为盈了就是搞好搞活了，今后的改革是不是还要以扭亏为盈为目标？我想在新的阶段不能够以这样简单的帐面盈利的数字为依据来设计改革的政策，下一步的改革的政策应该集中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调整经济改布局，按照十五大、十六大确定的基本方针把它贯彻下去、落实下去。第二个目标，应该是为国有企业建立一种重组合和退出的机制，为困难的国有企业建立一种重组合和退出的机制，基于市场的重组和退出的机制。第三个目标，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公司治理的机制，在国家打算继续控制的企业当中，建立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的体制，我想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不应该再以搞好搞活为目标，而是以制度创新或者机制的创新为目标。

　　　下面我想具体谈一谈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布局调整，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下一阶段是中心问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角色，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起码是从95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所有制转型或者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步子是很快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国有企业的总数大概从26万家减少到现在的17万家，大量的中小企业被改制、被拍卖等等。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是在推动、在亲自操作这个事情，中央政府更多是起了一种监督的作用，过上一段时间吹一下哨子告诉大家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至于究竟怎么样做？中央政府会提供一些总的指导原则，具体由地方政府来操作。这样的模式有很多的问题，进一步的强化中央政府的角色，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或者说中央政府的角色应该着重放在两个方面，中央政府应该着重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保证整个所有制转型过程公开、透明、有竞争性。所有制的转型，尤其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的转型是一个分歧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容易做错，不容易做好，很多做这个事情的人最后都会受到非常非常广泛的批评，不是卖的太便宜就是卖的太贵了，而且所有制转型做得比较干净的，没有腐败的也是很不容易，这个情况也比较少。防止这些风险，或者是尽可能地减少这些风险的最有效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引入竞争。除了这个之外，好象没有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这样一个事情需要由中央政府来积极地去组织、积极地去推动，需要制定非常详细的规则，需要去实施这些规则。

　　　第二个事情中央政府需要做的，国有资产转让的收益的管理，国有资产转让不管用什么形式转让，收益如何来处置、如何来管理？尤其是如何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把国有资产转让的收入运用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面来，用来缓解国家财政所面临的公共债务的负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如果国有资产最后都过上若干年，国有资产处置差不多，但是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到时候社会保障的债务还在那个地方，银行不良贷款所包含这些隐性债务还在那个地方，资产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事情可能就比较困难，比较难办了，这是需要中央政府抓的第二件事，过去若干年来，我们知道卖了很多的国有企业，能卖的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卖了，但是钱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比如说究竟卖了多少，一共收回来多少钱，这些钱都是怎么用的，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我还没有看到有人说清楚这个事情，这个企业卖了以后有没有效率，卖了以后是搞的更好还是更糟了，哪种方法卖的更有效，还法国人说清楚。这是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

　　　第二个方面，关于国有企业的重组和退出，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很大一部分是资不抵债，有的债面有资产，把一些没有上到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都算进来，有很多是资不抵债，很多地区的加在一起是资不抵债，这些企业需要重组或者退出的机制，如果已经许多生命力，就通过清算来退出。重组和退出机制的核心问题，谁来主导这个过程，谁来控制这个过程。过去若干年我们的很多的政策包括所谓的计划内破产，计划内兼并基本上政府做的事情，政府做导演，企业做演员。下面是由债权人来主导，至少是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讲，这一点非常清楚，应该由债权人来做主导，既不是由股东来做主导，也不是由政府来做主导，为什么这样，道理非常简单，这个过程做得好还是不好，都是债权人的事情，是债权人承受着这个损失或者利益，应该由他们来主导。

　　　具体来说，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发挥债权人的主导作用？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下一阶段的改革应该进一步正式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应该把现在已经建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一个主要的资补依托，通过这个机制来对这些困难的国有企业实施存储或者实施清算，有资产管理公司出面来代表债权人的利益推动这个过程。实际上的改革成本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债务一个是人员，过去基本上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政府是承担着这种人员方面的成本，银行承担着债务上面的成本，今后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主导方面的应该是由债权人人来主导，地方政府配合，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清算过程当中产生的社会问题由地方政府来处置。我想这是在政府和债权人和企业之间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分工。从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让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感受到国家财政的成本，什么意思呢？资产管理公司今年清理一千亿的不良资产，签回了二百亿，损失了八百亿，所以大家谁都不觉得痛，为了强化这种激励机制，要把这八百亿的损失清算，明年就进入财政预算，明年就来买单，这样就会有人觉得痛，这样就人来关注清偿率，有人关注整个重组的效率，这样存储过程可的做得更好。第三个方面的改革，将来会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或者是暂时的，或者是永久性的留在国家手里了，将来资产管理委员会慢慢变成这些企业的主要的股东，在这些企业当中，一个中心的任务是需要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公司治理的机制。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可以说从一定意义上就是努力想在国有企业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从八十年代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长时间以来指导方针可以概括成放权让利，利权监管，不要改变所有权还是国家所有，但是权利和利益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层之间重新分配，给企业放权，给企业让利，放了权长了利以后，怎么保证它不胡作非为，怎么保证他不损害国家利益的，那就是监管，监管就两条措施，第一个党管干部。第二派监事会看住，不仅有监事会的监督，而且还有其他的监督，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的检查部门，有工会，舆论监督等等各个方面的监督。第一就是放权让利，第二想办法看住监管。这样一种思路曾经发生过很多的作用，但是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事情一直说不清楚，政府和企业的权责利的划分，这是我们八十年代以来改革的中心问题，一直分不清楚，大家都说要分，政企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要分开，但是究竟怎么分，落到具体的问题上怎么分，实际上一直在摇摆当中。分给企业的太多了，就发现管不住了，就往回收，收回来以后企业又没有积极性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问题的解决办法1993年就提出来了，就是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或者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为现代公司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非常细致的规则，非常丰富的经验，能够说清楚，股东应该管什么事儿，董事会应该管什么事儿，经理层应该管什么事儿，不是一般的原则，不是所有权和经营权要分开，这样含糊、非常空洞的口号，而是说的非常清清楚楚，比如财务报表包括哪些内容都很具体，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容易的途径，就是吸收人类社会几百年探索积累起来的财富，引进现代的公司制度。用不着自己再发明创造，用不了发明一个轮子了，那个东西几千年前已经发明了。但是在过去十来年期间，我的感觉我们是没有下定决心，我们一方面讲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是很多政策仍然是放权让利的政策。

　　　下个阶段在公司治理方面，继续保留这些国有企业，核心任务是引进现代公司制度，任何国家都有国情，谁也不能照搬，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规范建立一种比较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其中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国家作为股东要商业化，因为这些公司将来或者是大股东或者参股股东，国家作为股东要商业化，就是模仿私营业主的行为。第二个，建立董事会为治理机构的核心，对于非常强大的股东来说，以董事会为核心的治理是一种重要的机制。第三，在国有企业部门，包括企业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部门和公共财政之间要有一个规范的关系，这个规范的关系主要的应该是对两种资金流动进行控制，第一种资金流动从公共财政向企业的流动，包括对企业的投资，包括对国有金融机构的投资，包括补贴。第二个资金流动就是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向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资金流动，比如分红、上缴利润、资产转让的收入，对这个资金流动也要进行控制，通过控制这两个资金流动来规范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之间的财务关系，来约束。这种控制的最简单的措施就是增加透明度，如果别的事儿做不了，第一件事就是增加透明度，开放信息。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