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黑幕

　　魏雅华（西安）

　　人祸甚于天灾

　　中国农村最大的腐败来自征地，中国农村最黑的黑幕莫过于征地黑幕，中国农村最高的机密莫过于征地的地价。

　　每次低价征地，都有一大批一夜暴富者，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豪，而每次低价征地都会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一贫如洗。我们将这称作“征地致贫”。

　　低价征地对于许多中国农民是比泥石流、地震、大旱大涝更可怕的灾难，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只能抢走他们一季的收成，可低价征地能永远地让他们一无所有。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保护农民利益，请从征地始。

　　谁抢走了他们的土地?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1993年，自贡市开始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当时计划征用土地10平方公里。十年过去，自贡市高新区已经完成了50%的土地征用计划。在高档住宅蓝鹰花园的建设工地上，黄永农和村里的几个人正埋头拣着垃圾。这样忙上一整天，他们也只能挣到五六块钱,糊口都难，更不要说养家。1995年以前，黄永农是红旗乡的农民，而现在他主要靠拾破烂为生。

　　征地使他们变得赤贫。1995年，他们的土地被“征用”，按照当时的补偿标准：18岁-40岁的农民，一次性领取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平均每天不到2元，他们如何生活？8年过去了，很多农民领取的8000元安置费早就用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

　　据调查，这15000亩土地按每亩0.8万元的低价，被有着地方官方背景的汇东股份有限公司强行“征用”后，转手便按每亩地20～30万元卖出。一次倒手就赚了好几十亿元!

　　农民们愤怒地说，他们比强盗还厉害，强盗只能抢走农民们的浮财，可他们抢走的是土地！这是买卖还是打劫？

　　地价黑幕有多黑?

　　另外，《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另一个案例。2000年，登封铁路有限公司委托河南省登封市政府征用了2300亩农民的地，登封市政府给每亩土地的补偿是4300元钱，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始终不信这份政府文件。

　　后来，一位村民通过关系拿到了一份每亩土地补偿8500元的合同。这份合同的内容显示，登封市政府早在1998年就与登封铁路的建设方——登封铁路有限公司签订了征地协议，所征的就是这2300亩土地。只不过，登封铁路有限公司给政府的土地补偿是每亩8500元，而政府给农民的补偿是每亩4300元。很明显，登封市政府从每亩8500元的土地补偿中，截留了4200元，2300亩土地，一次截留的资金就近1000万元！

　　每亩8500元的土地补偿本身就是低得让人愤怒的低价，这且不说，还被当地政府拦腰一刀，切走一半!据土地部门所公布的数字，近几年来，由于低价征地，农民所蒙受的损失超过了两万亿!而中国250万海陆空大军一年的军费开支也不过1500亿。

　　不要以为上述土地案仅仅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笔者曾接到过许多农民的投诉，也曾经就此作过调查，几乎所有遭遇征地的农民，都不知道原始的征地价到底是多少，而县乡村三级政府到底又截留了多少钱，这是农村征地的最高机密。这种交易的黑暗程度难以想象。农民的愤怒和无助让人悲哀，让人无法保持沉默。

　　谁是土地的主人?

　　与上述案例始终离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的土地产权到底属于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中说：“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但集体所有到底又是归谁所有？谁都是，又谁都不是。对“集体所有”，人大代表们、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农民，即土地承包人所有，可实际上的情况是村委会、乡委会所有。到底归谁所有，理论与现实是两张皮，而且胳膊扭不过大腿。

　　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份建议，该建议认为应该把现有的土地进行统一规划，明确划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产权性质，并建立统一的土地交易大市场，允许不同性质的土地，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流转。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个人所有”这一产权性质，同时使用的是“流转”，而非“交易”一词。

　　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市长杨信认为：“我考虑，长期以来解决‘三农’问题仅在生产力范畴是不够了，应该研究生产关系。这么大一个国家，生产力千差万别，用单一的集体承包所有经营一种模式，从理论到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改变以后，简单说，就要实行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产权明晰化。”

　　针对杨信等代表的建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文甲认为：杨信的建议仍不能解决产权不到位的问题。他说：“‘农民集体所有制’这个词本身就是模糊的，到底哪些人是农民，多大范围，哪个农民有多大权利，不知道。结果这个权利就被村民委员会、乡政府他们当上所有者了，但是法律规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是经营管理者不是所有者。”

　　尽快建立《征地法》

　　他的话说到了中国土地问题的彻骨之痛。我如此高度评价刘文甲委员的提案，还有我个人的原因。我曾在多家经济类报刊上多次提出过同样的建议，最早的一次是在1995年。屈指一数，居然都8年了，一个抗日战争都打完了。可问题依然如故。我是人微言轻，可刘文甲这位当过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的高级官员，应该是一言九鼎的人，然而他也无能为力，可见此问题的解决之难。

　　刘文甲委员就此提交了三份建议，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明晰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归属，建立农民共有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的收益权从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彻底归还给农民。在这种制度下，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土地增值，除经营管理费用之外，全部以有效形式即时兑现给农民。如果我们真能照此办理，那么，“三农”问题的解决，征地黑幕的撕开，就会迎刃而解。

　　尽管上述办法是解决中国农村土地征地的治本之策，但毕竟有点远水不解近渴。我们急需要做的是尽快建立《征地法》，使征地的全过程全部公开透明。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