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产业结构趋同吗？

　　鲁　宁

　　不能说产业趋同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所在，关键要看趋同的产业内——也即传统产业划分的范围内，有没有具体的产业细分。

　　8月中旬，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四次市长峰会在南京召开，长三角产业结构同质化的议 题为会议着重关注。笔者注意到，对“同质化”的担心和批评主要来自两个层面。

　　政府层面，担心和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长三角内的中小城市。这类中小城市在前几轮区域经济竞争中“受损”的程度相对高于“受益”的程度。本来，当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宣布以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四个中心”作为自身发展新定位后，长三角其他城市是欢迎的。少了一个块头特大的竞争对手，对其他城市而言，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竞争机会。现在上海回头也要重新担当“制造业中心”———定位成“五个中心”，显然引起了众小兄弟们的担心。

　　学界层面，对“同质化”的议论多半限于就事论事，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源自区域内各城市公布的“发展白皮书”和一般官方统计资料。这些当然是讨论问题的必要起点，但仅凭这些，定要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同是一个“同质化”问题，如果深入到长三角不同的工业园区做实地调查，就会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趋同”掩盖了背后的产业细分

　　我们先看几个实例：实例一，绍兴县与海宁市的轻纺产业都是本地的支柱产业，但绍兴县偏重服装面料的织造，海宁市则侧重于工业用布的织造。若说二者“趋同”，主要还是总量——产业盘子都很大的趋同。

　　实例二，萧山区与昆山市都致力于机电产业的发展；但是，前者着力于汽车零部件的规模化生产，后者偏重于中档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致力于机电产业的发展，同处浙江的永康市和武义市也很典型。永康是全球小五金类机电产品的制造王国，武义则是全球工业用传动链条的最大生产基地。

　　实例三，上海与浙江都把汽车工业定位于各自的支柱产业。可稍作观察，二者不但资本的主体的属性不同，产品的结构也各异。上海生产轿车，走中高档发展之路越来越明显，而浙江李书福的吉利，其车型则走“百姓车”之路。再看，浙江发展汽车产业不事张扬，但重点发展中档客车与特种行业用车的思路十分清晰。这分明是与上海及与其他发展汽车工业的城市在“错位”发展。

　　实例四，上虞市与绍兴县毗邻，二者都将发展化工产业作为县域经济的增长点，可到一江（曹娥江）之隔的两个开发区走一遭，你就会发现，二者仍是在“错位”发展：前者以化纤产业为主攻方向，后者则专攻家用化工与精细化工。

　　无需再举更多的实例。我想说，单凭现成的统计材料，谁都会说长三角产业趋同的现状有多么的严重！可你若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你就不得不改变先入为主——仅凭材料所得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长三角内部的产业趋同是客观存在的，但远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般可怕。不能说产业趋同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所在，关键要看趋同的产业内——也即传统产业划分的范围内，有没有具体的产业细分；长三角内部某些城市之间的产业趋同现象的确很严重，比如上海与南京的传统化工产业。但是，造成这种趋同的本质原因在于，两地该产业内的国有成份偏高。

　　另外，我在采访调研中发现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凡是社会资本（含外资）处于投资主体的长三角各工业园区内，名义的产业趋同不等于实际的产业趋同，实际的产业趋同度并不高，而产业的细分度却非常高。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对重复建设要做客观分析

　　一提到产业趋同，重复建设总是“替罪羊”。事实上，对重复建设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扣重复建设的帽子。

　　重复建设有两种分类，一类是计划经济引发的重复建设和市场经济引发的重复建设；再一种分类是国有投资引发的重复建设和市场投资引发的重复建设。虽说重复建设总是有害的，但有害的程度和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却截然不同。

　　国有资本主导———即政府主导下的重复建设效率往往不够高。这种重复建设大多计较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较少计较投资的投入产出比，较少考虑项目未来的还贷能力。对于这样的重复建设我们宜慎重。一方面要对现有投融资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往往适宜于投资对那些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基础项目，对于那些一般性的竞争性领域，就应该较多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进入。

　　社会资本主导———即市场主导下的重复建设。这种重复建设也具有破坏力，也很难避免。

　　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都证明，市场经济的运作，从某种程度言，本身就具有“重复建设”的特征。比如，当市场上茶杯紧缺时，由于利润刺激，资本投资茶杯生产，发生重复建设，才会使得价格下跌，引导茶杯出现新的供求平衡。

　　一般条件下，由社会资本主导———即市场主导的重复建设，不大可能出现不计血本的破坏力。因为资本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这种重复建设的“有限度”。

　　在目前长三角的投资资本中，社会资本（含外资）的比重比较高，这样的重复建设除有“一般有害性”的一面外，同时则有进一步刺激长三角产业结构细分的一面。事实上，长三角内部城市之间、甚至乡镇之间的块状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正是投资者有意避免“重复建设”———避免产业因雷同而出现过度竞争的有意识投资选择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未来几年，这种趋势还会越来越显著。

　　长三角各城市的产业投资竞争既决定于各自的地缘区位优势大小，已有产业规模及配套能力的大小，又越来越决定于各自商务成本的高低。目前，上海市的商务成本无疑是区域内最高的。为何全球跨国公司或江浙成规模的民营企业纷纷将“大脑”安置在上海，而将生产基地选址于苏州、嘉兴等周边地区？原因则在于此。也正是这个原因，上海想恢复传统意义上的“上海制造”已不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