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企业价值

　　社评

　　还在转轨之梦中徘徊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市民群体在竞争中有可能未老先衰，无力承担相应的民族权力利益。这种危险并不是一般社会人群造成的，最关键的是上升群体的素质。

　　国企改革最后攻关的展开，意味着经历了二十余年风雨的中国经济转轨进入收官阶段。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已经在启动之中。拿北京市来说，将在九月中旬的第六届科技博览会上公开推介总资产达350亿元人民币的104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并购专案，不对并购方式、内容、金额及主体加太多限制，也允许外部资本绝对控股。其他省份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也将陆续启动。

　　毫无疑问，走出计划时代的企业将在不同的产权格局之下主导中国经济的进程，投资家和企业家群体也将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成为新的经济引导者。然而，经历了经济转轨期的企业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可以有何种价值，却并不会因为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功而水落石出，这一问题因此有必要提上桌面。

　　此前二十余年的变迁中，中国智识界对企业的问题意识曾有过几次转换。1980年代初市场化开始时期的焦点是“管理问题”，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改革深化推进到“产权问题”和“体制问题”，现在的焦点乃在于“法治问题”。目前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心工作即在于修订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政府与民间对法治的共同强调反映了一种社会共识，那就是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企业和企业家也有好坏之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家群体？在国家与社会利益重新分割与博弈的过程中，如何防止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如何化解企业家的“原罪”，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这些问题尚未在改革中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建设好的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便是确立现代法治，同时约束政府与经济人的行为，使他们的行为达到好的结果。

　　从“管理问题”向“法治问题”的推进，显示企业价值两个方面的核心关怀：一是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效率，二是如何处理财产分配与社会公正的问题。不过，管理的改进或者法治的完善却未必能解决企业家群体乃至市民群体的价值问题，而必须要他们自己来做决断。

　　当转轨改革的地平线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企业和企业家群体走到了新的历史决断的关口。每一个企业家或者市民群体中的个人恐怕都要面对如下疑问：是否资本时代的前路从此就一马平川？新生代的市民群体是否就此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是否从此只有利益、秩序或者分配资源的诸种博弈？是否一切的问题就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德国现代经济学家韦伯曾讲，一个民族国家最可怕的情况就是经济主流阶层的这种市侩主义和短见。他在1895年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的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这样问道：谁会操心问未来是否将认为我们这一代乃行尸走肉、坐失良机？

　　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加入WTO之后面临的全球经济与政治竞争甚至比其他时期还要激烈。在转轨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全球竞争的挑战。与韦伯当年的德国一样，还在转轨之梦中徘徊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市民群体在竞争中有可能未老先衰，无力承担相应的民族权力利益。这种危险并不是一般社会人群造成的，最关键的是上升群体的素质。

　　在转轨地平线变得清晰的今天，该是在竞争之前变得更清醒的时候了，该是打掉一切软乎乎的幸福主义的幻想、认清这一代人在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的时候了。经济主导群体将在中国社会的均衡发展中体现出何种价值的问题，必须从民族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解答。引导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群体应该拥有一种成熟，那就是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追求，就是国家的追求。现阶段社会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内在含义便是，拒绝鼠目寸光的市侩主义，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巨人不能做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侏儒。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后果是社会的高度分殊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离心倾向，因此国家必须创造合理程序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向心力。而对于需要足够的远见和意志的这一民族事业，一个走向成熟的经济领导群体理应可以有所贡献。

　　企业与国家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追求。本报开辟“领导者论坛”并于第一期讨论“企业公民的价值观”，正是深刻意识到，作为社会沟通者的现代媒体应该主动与向上生长的力量一起，去总结诸种竞争与决断中的经验与教训，在此基础上提出前瞻性的问题，推动民族的政治与经济教育。目前的工作只是我们开拓此一思考空间的初步尝试，答案在我们继续追问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