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俱乐部事件”引发富人造反 富豪也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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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会所的发展象征着一国或地区商业文化的成熟程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格外关注京城俱乐部的发展和发展中遭遇的指责。商业会所不同于单纯的富豪俱乐部，因为它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表明一个社会的商业精英阶层和商业文化已经兴起。同时，它 通常代表一国服务业的最高水准。

　　遗憾的是，通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尽管冠盖云集，并号称“北京第一会所”，在上述几个方面，京城俱乐部令人失望。而普遍存在的“京城俱乐部”现象，更代表着中国商业文化、商业精英阶层的欠缺，尽管近十年这些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富豪也需要维权，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京城俱乐部事件”与最近一个阶段关于富豪原罪的讨论相联系，京城俱乐部反映的问题更值得重视。如果它畸形发展，并涉嫌违规经营、非法集资，那么“京城俱乐部事件”就非同一般了。

　　文/本刊记者韦三水

　　我在俱乐部行业20余年，出众的俱乐部，无疑是能够坚持超越会员的期望，不断为会员提供个性化服务和舒适轻松的氛围，使俱乐部成为会员想带尊贵客人和重要商务伙伴光临的地方。京城俱乐部就是这样的俱乐部，它并不满足于北京首家商务俱乐部的荣誉，而是做出承诺要不断地超越自我。”

　　这番话是美国会所管理集团国际会所管理公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京城俱乐部法定代表人麦可曼早在2001年说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即不到两年前，京城俱乐部还是众多中国富人、商业精英阶层首选的私人商务俱乐部，受到富人们普遍的尊重与宠爱。号称“中国第一富人俱乐部”，一时冠盖云集，富商大贾辐辏——云集了全球500强大部分中国公司的总裁、相当数量的驻华大使，云集了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中国商业领袖。然而，时至今日，富人们对它的看法改变了——近一百名“富人”奋起联名维权。他们要讨说法。

　　“我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就像活在租界里一样！”冬夏女士，中凯国际投资顾问公司(香港)欧亚财富投资公司董事长对记者说，“麦可曼在撒谎！”

　　不仅如此，仔细研读俱乐部运作章程，研究俱乐部几年来的运作，这帮富人会员们发现，京城俱乐部还存在严重的违规嫌疑，甚至涉嫌巨额非法集资。本刊发稿前获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已正式接受举报，并介入调查此案。

　　法律界人士认为，对于上述问题，会所管理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会所的股东之一——中信集团同样难辞其咎。

　　百名富人“揭竿而起”

　　冬夏女士的理由很简单——俱乐部当局没有履行其入会时的服务承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李女士是最早入会的会员之一，据她介绍，当初的承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服务上乘，不仅有各种花样品种的免费商务早餐，而且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商务交流活动；二是会员数量实现封顶制度，最高不超过1000名。

　　“1994年就身为京城俱乐部的会员，我有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也成就了很多大事，从总经理到员工都非常热情，无论是宴请朋友，还是组织活动，都很周到。但从1999年以后，一年不如一年，最近两年更差，不要说请朋友，作为会员，我还感到一种压抑感。”

　　李女士举例说，在SARS期间，给会员的免费早餐只是面包加牛奶。当时俱乐部停止举办活动，但大部分服务却照收月会费。如果这在非常时期还可以理解的话，至少这两点是无法释怀的：一是会员的月费一个劲地涨，从当初每人每月的1000元涨到近1400元；二是会员数量已经发展到目前的1200多名(到2000年就已经有1200名会员)。这些均没有事先知会会员并征得同意。

　　按目前的月费计算，每人每年要缴月费16800元人民币。仅月费一项，1200名会员一年就要上缴俱乐部2016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康乐中心会籍费每人300元人民币和月费800元人民币的数目。

　　“就是上缴这么多钱，我们会员的权利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侵犯！”美国怡安保险公司驻京首席代表刘先生这样说。

　　俱乐部管理者在7月份还新招收了32名会员，并计划设置一年制会员和一个月制会员。“这些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俱乐部这样做必然使我们的会籍价值大幅度贬值。”

　　SARS的爆发在缓解了会员和管理者矛盾的同时，也激化了会员心中潜藏的不满。SARS刚过，6月23日，近百名俱乐部会员“揭竿而起”，发起了维权活动，并成立了代表会员利益的5人维权会，中凯国际的冬夏女士被推举为秘书长。维权会一方面设置会员联络信箱，将会员的要求、建议与感想集中整合；另一方面就以上情况积极与俱乐部当局和理事会进行郑重交涉。

　　与此同时，维权会发布公告称：“鉴于俱乐部当局严重违法违约的事实，我们从7月开始停止上缴月费，直到问题解决！”这份传到俱乐部管理当局的公告上，同时签满了92名会员的名字，其中不乏声名显赫的大公司老板与驻京首代、大使级官员。

　　“一石激起千层浪”，维权会的行动得到相当数量会员的支持。“站出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鉴于俱乐部的管理现状和管理理念，长此下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结果将落在每一位会员的头上。”一位名叫朱丽君的会员这样疾呼。

　　“可以说，我们这里的会员基本上都是精英阶层，也是富人阶层。你说我们怎能甘心受到欺骗与权益受到侵犯呢？”冬夏女士感慨地说，“‘揭竿而起’争取我们的权益是惟一的出路！我们强烈要求俱乐部管理当局解决问题。”

　　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就有一些会员因为俱乐部管理问题而选择了退会。“我是创始会员之一，但最终选择了退会。主要因为俱乐部的服务比较差，管理也比较混乱。”潘石屹，地产界的风云人物，直言不讳地说，“我当时致信俱乐部当局说‘我再也不交会费了，也不去俱乐部了’。”潘石屹给《今日东方》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一个朋友，虽然收入不高，也不是城里人，但一直受潘石屹的尊敬。有一次，他来北京，潘石屹便带他来北京最高档的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看看。没想到，一进门，便让服务生拦住了。理由是，这位朋友的裤子比较破。“我倒还好说，关键是伤害我朋友的自尊心问题呀！”

　　傲慢的俱乐部当局

　　“我们没有任何管理问题，(所有行为)都是按照俱乐部管理章程去做的。”当维权会就以上问题向俱乐部总经理魏得可进行郑重交涉时，魏得可的态度显得“傲慢十足”。魏得可是京城俱乐部股东之一——美国会所——派驻的外籍管理者。

　　“在我们强烈要求下，俱乐部当局才很不情愿地拿出了一份‘京城俱乐部会员章程’”，中凯国际的冬夏女士说，“我们一看就气得不得了！”

　　“好像八国联军来了，逼迫我们认同这个不平等条约。”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会员更是气愤地说。

　　让会员们“造反”的俱乐部章程主要条款是：“所有权人(京城俱乐部)在理事会的推荐和建议下有权确定各会员级别和类别的月会费，并随时进行修改”。

　　“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霸王合同，是新‘21条’。”在北京凌高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监苏锦荣看来，全体会员大会根本就是虚设。会员只有参加的权利，没有投票决定的权利。按照这份章程，俱乐部总经理、咨询理事会、理事会等机构均由所有权人指派。

　　依据这份俱乐部章程，俱乐部的行为无疑是“合理的”。但问题是，这份章程合乎中国有关法律规定吗？根据法律人士介绍，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显然，根据该条款，俱乐部月费是合同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变更必须经过双方进行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未经过会员同意而任意更改月费，属于违约行为；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准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俱乐部不能保障其提供的质量达到正常标准，也应承担违约责任。俱乐部如果无限制扩大会员数量，必然导致原有会员会籍价值的大幅度贬值，对此造成会员的经济损失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王晓滨，中京律师事务所所长、资深律师，看了这份章程后勃然大怒：“这是对中国法律法规的公然违反和践踏！应该被立即制止！”

　　“会员章程公然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法，这不只是向全体会员宣战，更是向国家法律法规宣战！”一位会员气愤地说道，“新入会的会员在入会之前是否看过这份章程？我想是不会的。谁能接受这样一个霸王条款呢？”

　　如此一个“霸王合同”，富人们还甘愿上当受骗？《今日东方》在采访中得知，会员们在入会前根本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章程，至少是联合“揭竿而起”近百名会员没有看见过。记者向一位刚刚参加的会员咨询此事，他说：“我也没看见过。”

　　“这个章程就像是一把保护伞，又像是一个盾牌，把俱乐部当局的利益保护得天衣无缝。但会员的利益又在哪里？”

　　就在百名富人会员要俱乐部当局给予明确回复时，俱乐部告知他们，总经理魏得可去国外休假了。

　　“现在的章程，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让会员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早在2001年，俱乐部的部分会员就因为权益受到侵犯一事与管理当局发生了严重纠纷，后在北京市消协出面协调下，才使矛盾得到化解。但据当时参与者之一的李女士回忆，俱乐部那个时候没有拿出一个章程出来。

　　8月7日，《今日东方》就此致电由中信集团委派的俱乐部副总经理李宁时，他表示：“这是外国人管理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去问总经理！”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你是中信派来的，也是副总，为什么不知道呢？”，电话不知何故突然断线。《今日东方》记者二次拨通电话，没说几句又突然断线。不甘心的《今日东方》记者三次拨通李宁的电话，在电话那头，李宁相当不耐烦地对记者说：“我在开会，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吧！”

　　当《今日东方》继续致电俱乐部有关部门，想就此事采访总经理魏得可时，得到的回复是“总经理正在国外休假，其他人不便接受采访。”

　　8月11日11点左右，《今日东方》记者拨通了会员部总监王海云的座机电话：

　　——会员认为俱乐部章程是一个“霸王合同”，会员没有任何权利。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不便于回答您的问题。因为，这份章程只是针对俱乐部内部会员的。

　　——那这份章程是什么时候就有的呢？在会员入会前有没有公布过呢？

　　——应该在俱乐部成立时候就有了。

　　——是从1994年10月15日就有了吗？俱乐部是那个时间成立的。

　　——大概是吧！至少是在我来的时候就有了。

　　——那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1997年底。

　　——也就是说这份章程在1997年底就有了？

　　——(沉默了一段时间)，您去问俱乐部最高层吧，我实在不便说。

　　——为什么不便说？有什么原因吗？您作为会员部总监，当然也是高层管理人员了。——没有原因。

　　金融丑闻

　　“大牌金融公司却能容许旗下的俱乐部违犯国家金融条例，真是不可思议！”8月8日早晨，当《今日东方》记者第三次来到俱乐部位于京城大厦的办公地点时，在俱乐部康乐中心三楼，正碰上一些会员就餐。一位会员毫不隐讳地对记者说：“你去调查吧，俱乐部还有更大的丑闻！”

　　会员所说的金融丑闻是指京城俱乐部的运作涉嫌违规经营，并涉嫌严重违反有关金融条例。

　　在记者看到的两份证书上——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给俱乐部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外经贸部核准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主管部门核准的俱乐部经营范围，并没有允许京城俱乐部发行会员卡的业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在1998年10月30日联合颁发的《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摘要)》第一条与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审批会员卡的发行，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会员卡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进行管理。“发售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发售总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级分行审批，报总行备案。”

　　《今日东方》记者对俱乐部从1994年成立至今通过发行会员卡所得收入粗略地算了一笔账：最初的入会费每人5000美元左右，后来涨到7000到8000美元，最近又涨到1.2万美元。俱乐部现有会员1200多名，如果按每人8000美元、会员100名计算的话，发售会员卡金额接近1个亿人民币。还不算每年至少有2000万月费的收益。不仅违反有关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条例，发行会员卡金额如此之大，如果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证书，俱乐部经营行为将直接涉嫌当下异常敏感的非法集资问题。

　　在俱乐部财务部，记者见到了自称该部门经理的Sonya：

　　——俱乐部发行会员卡是否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批准？

　　——这个我不太清楚。

　　——是不清楚，还是不愿意说？

　　——你去问我们的财务总监吧！他已经就此问题回复过维权会。

　　——那你这里有关于俱乐部发行会员卡的任何批文吗？

　　——没有。《今日东方》随后又与京城俱乐部维权会秘书长冬夏女士进行求证。她说：我们维权会已经就此问题向俱乐部的财务总监进行过咨询。财务总监给我们的答复是，“俱乐部发行会员卡没有经过任何一级人民银行的批准，也没有在工商局注册”。冬夏女士进一步补充说道，“俱乐部上个月还发展了32名会员，如果按1万美金收取入会费的话，金额也接近300万人民币！”

　　另据《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摘要)》第十四条规定，“发售会员卡所筹集资金必须专户存储，只能用于会员场所的建设和维护”。但根据冬夏女士的说法，俱乐部当局的回复是，“这些钱都已经用于股东分红”。

　　《今日东方》从有关渠道获悉，俱乐部管理当局高层人员的报酬都相当高，每人年薪在200万元人民币左右，并配有专车。还不包括分红，这些钱都从哪里来？“是我们把他们都养阔了！”另一位李姓会员笑着对记者说。

　　此后，《今日东方》咨询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回复是，1998年颁发的《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摘要)》至今依然有效。至于俱乐部发行会员卡如何定性，还需要有关部门调查核实。

　　中信的责任

　　8月6日，由维权会起草的两封举报信分别发至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在举报信中，维权会简要列举了京城俱乐部这几年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的情况，并表示“愿意积极配合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稽查、制止、处理嫌疑非法集资的公司和行为”。

　　“我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不管是谁，我们都要把问题弄得水落石出！”美国怡安保险公司驻京首代刘先生这样解释维权会的行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

　　这对京城俱乐部的出资双方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准确地说，在京城俱乐部涉嫌一系列丑闻的时候，中信集团是否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呢？

　　虽然京城俱乐部的发展与管理是由美国会所公司负责的，但不能否认，中信集团受牵连的可能性很大——根据上述证书，该俱乐部的投资方之一是北京京城大厦，出资额是“提供土地使用权”；而北京京城大厦的母公司恰恰是中信集团的子公司中信房地产公司；中信的京城大厦方面实际也委派了人员参与管理；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同时也是该俱乐部咨询理事会主席。

　　“对于会员权益被严重侵犯的事情，我们抗议的矛头直指美国会所管理公司和现任俱乐部总经理魏得可。但这并不表明中信就没有责任。”一位会员接着对记者说道，“俱乐部出现这样的丑闻，中信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出来管管？更重要的是，中信也是一家大型金融公司，对国家的有关金融管理条例不是不清楚，为什么还任凭俱乐部如此不经批准肆意地发行会员卡？”

　　从某种程度上讲，富人会员们是相当尊重中信公司的。这甚至是吸引他们入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即使百名富人把“造反”的矛头指向美国会所公司与俱乐部管理当局，可谁都清楚，作为俱乐部合作方之一的中信，似乎都无法逃脱被卷入丑闻旋涡的可能，即使所投入俱乐部的资产在中信近4000亿人民币的庞大的盘子里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对于《今日东方》所发的采访要求，截止发稿时为止，中信房地产公司方面没有任何回应。

　　如何收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京城俱乐部似乎有不少值得骄傲的地方。1994年10月15日，由中信集团出资京城大厦土地使用权、美国会所管理公司旗下的美国俱乐部(中国)有限公司出资50万美元，成立中外合作性质企业——京城俱乐部。一个是国际知名的顶尖金融控股集团，一个是全球顶尖的会所管理公司，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京城俱乐部是一个顶尖的俱乐部。

　　作为京城俱乐部发展及管理负责人，美国国际会所管理集团从1957年开始涉足俱乐部产业，至今已经拥有250多家联网会员俱乐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其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注重组织高定位的咨询理事会，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服务。

　　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是，京城俱乐部拥有一个代表中外商界知名人士的咨询理事会，比如中国香港的李嘉诚、泰国的谢国民、英国的普莱尔勋爵等。而从会员组成来看，俱乐部定位于高级商界精英，菁英云集。诚如京城俱乐部咨询理事会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王军在俱乐部致辞中所说：“京城俱乐部的创立，标志着北京在商务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同时也满足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下工商界蓬勃发展的新需求。”

　　然而辉煌只属于过去，或许还只属于表面形象。不愿署名的会员评价道，“我们希望俱乐部当局能够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整改。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俱乐部因此受到影响，甚至面临法律的制裁。”

　　但事态的发展仍存在这样的可能，即随着双方矛盾的升级，以及俱乐部涉嫌违法违规，事情的处理已经不再仅仅是双方意愿所能控制的。据法律界人士介绍，单纯侵犯会员权益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尽管京城俱乐部和有关责任方将受到极大损害；更重要的是，京城俱乐部涉嫌违规经营和非法集资，在目前的形势下，后果可能会很复杂，甚至很严重。

　　据王晓滨律师介绍，根据《会员卡试行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发行会员卡，或利用会员卡进行非法集资的，中国人民银行责令其停止发行；退还所募集资金及利息；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记者采访得知，目前俱乐部会员中有律师多达40多人，但站出来维权的还是少数。“如此多的法律精英却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王晓滨律师对记者说，“维权会的行动或许能给大家提个醒！”

　　然而，正如法律界人士所指出的，中国关于俱乐部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出现问题大多套用《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等，调解难度较大。而关于会员卡的管理办法，也只有1998年颁布的《会员卡管理试行管理办法》可以参照，而很多俱乐部都是在这个时间之前成立的，历史遗留的问题很多。因此，尽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和规范会员制消费方式应该成为必须。

　　“这应该是我们所更希望达到的结果。”冬夏女士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始终重复着这样的话。

　　在本刊发稿前夕，维权会有关负责人至电记者，中国银监会已经于8月12日开始正式介入调查此案，并要求维权会方面在取证上给予积极配合。

　　这是政府主管第一次明确表态介入此案，也是自6月份以来“京城俱乐部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折。接下来事态怎样发展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