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中国商业会所

　　文/英霞

　　今年来北京城里兴起的商业会所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

　　商业会所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俱乐部公司(Club Corp)开办了第一家商业俱乐部——休斯顿大学俱乐部(University Club of Houston)。早期的商业俱乐部形态其 实更像是只对会员开放的餐饮俱乐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演变，如今的商业俱乐部以创造适合洽谈生意的商业人文环境为理念，而设施和服务更得到了长足发展。

　　一般来讲，商业俱乐部在设施方面提供电子长廊，带有多媒体设施的会议室，会员工作站，文档中心，电视会议，T-1互联网接入等。同时，一些俱乐部通过组织各种商务活动促进会员之间的沟通，并且限制会员的成分来保证会员在俱乐部的阶层归属感。会员往往以加入这些商业俱乐部为荣。

　　开创了商业俱乐部先河的美国俱乐部公司创建于1957年，总部位于达拉斯，目前拥有16亿美元的资产，管理着200多个高尔夫球场，乡村俱乐部，商业俱乐部和度假村。其中，65个商业会所包括著名的波士顿大学俱乐部、洛杉矶布恩克山上的城市俱乐部，芝加哥的都市俱乐部和华盛顿的城市俱乐部等。在欧美发达国家，会所和俱乐部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成熟而成功的商业模式，把服务的概念发挥到极致的商业模式——通过提供与会员身份相符或更高级别的服务、人文化和商业化环境，获得最高的服务附加值。

　　商业俱乐部的发展离不开高层商圈的成熟和红火。中国大都市的日益国际化和经济繁荣，为高档商业俱乐部提供了登陆的土壤。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看会员制俱乐部的发展和管理精髓，也许对今天的中国会所和俱乐部的发展有些启示。

　　大学会所的发展早于商业会所，至今仍是美国会所的一种典型形式。以麻省理工为例，它的大学俱乐部目的是为大学社区的成员提供有关教学、研究、社交和娱乐的场所，同时收来的款项还有保护历史建筑(会所本身就是历史建筑)的功能。大学俱乐部的公益色彩比商业俱乐部要强烈得多，很多大学俱乐部带有保护建筑文物的目的，有时候可以获得政府的税收优惠。大学会所的会籍费也远远低于高档的商业会所。从它的管理看，俱乐部是由会员通过会员大会和选举管理人员实现共同管理的。某种意义上，会员更像是俱乐部的主人，而不是购买某种服务的消费者。

　　商业俱乐部的运作和管理跟最初的这些半公益性大学俱乐部相比，有了相当的改变。从红地毯俱乐部的章程看，商业俱乐部出售的是一种服务，而会员则是购买了服务的消费者。俱乐部明确告诉会员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特权，履行什么样的义务。但商业俱乐部的服务跟普通的餐饮或酒店服务不同，除了不对非会员开放外，会籍费不是一次性消费支付，而是一系列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于会员之间的认可和关联程度。

　　目前，北京的商业俱乐部有“四大会所”的说法——它们分别是京城俱乐部、长安俱乐部、北京中国会以及美洲俱乐部。这些高档商业俱乐部都是中英双语的，商务概念首当其冲。它们都备有大大小小的会议厅等商务交流场所，营造出体贴入微的商务交流环境，并通过各种主题活动创造商务交流机会。中西式的餐饮服务以及各类健身娱乐设施同样必不可少，并且一般健身和娱乐设施通常是免费的。

　　“四大会所”的费用水平大体相当，入会费在1到2万美金之间，会员每年交纳的年费约为1500美金左右。要理解这些高昂的会籍费和月费，恐怕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经济账。俱乐部的人员构成有排他性，其主要组成是外企高级经理、私企老板等高级工商界人士，律师等高收入专业人士，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各界社会名流。商业氛围和阶层归属感对会员来说是无形的精神享受，不惜重金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这些一向被人羡慕的京城俱乐部会员们为何到了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的局面呢？据《今日东方》随机调查发现，京城俱乐部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中国北京、上海和深圳广州等地的会所都普遍存在，程度不同而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商业会所还是一个稀缺资源，往往被会员理解为特权的象征，进而双方都忽视了所应有的服务内涵。

　　在中国的开放过程中，引进每一项新事物，新的经营模式都免不了要进行本土化——适应和改进，而一些理念正是在改进中就丢失了。虽然，京城俱乐部由著名的美国俱乐部公司管理，名义上会员被当作上帝，但据会员介绍，执行起来却可能被严重地扭曲了，会员大会这样的区权力机构更是形同虚设。

　　无论普通俱乐部，还是商业会所，其经营模式在中国都还比较年轻，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者、业界公司和会员们都还在摸索。但是无论哪种模式会所管理方式，会员的地位都该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