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寄望摒弃炒作风气，成就资本市场新亮点

　　见习记者　胡　莹

　　北京报道

　　《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涉及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 开放的法规和办法相继出台。这标志着我国外资并购法规将逐步健全并与国际接轨，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领域形成了在WTO协议框架下外资并购业务的开放。

　　新的政策表明，只要不是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禁止的行业，外资都可以并购。外资可以并购的目标企业涵盖多种组织形式与所有制形态的境内企业，即不仅可以并购上市公司（含国有股和法人股），还可以并购国有企业（包括大型国企）以及民营企业。外资并购的制度性障碍已经排除，各地区、各企业招商引资有了新的形式和途径，外资并购正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新亮点。

　　为此，记者提前了解并参加了8月19日—20日商务部研究院举办的“2003外资并购境内企业高层论坛”，并就有关焦点问题，深入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金伯生研究员。

　　外资并购：一箭三雕

　　首先，并购可以扩大引资规模。金伯生告诉记者，2002年我国吸收外资首次突破五百亿美元，各地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世界上跨国直接投资（FDI）的80％是以并购（M&A）方式实现的，这是国际上一个总体的趋势。由于我国以往外资并购法规不健全，导致在全部吸收外资（2002年为527亿美元）中以并购方式实现的仅有20多亿美元，所占比例仅为5％，其余90％多是依靠新设投资（也称绿地投资）来实现的。因此，我国吸收外资的潜力仍十分巨大。

　　“与此同时，在吸引外资方面，亚洲和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就使得我国在新设投资上的增长难度加大，这也要求我们积极地寻找新的突破口。”金伯生指出，“经过国际上多年的实践证明的外资并购这种引资方式，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并购可以深化国企改革。国际上有很多这样成功的例子，因为外商凭借其对市场的了解和敏感性，很可能看到我们企业看不到的潜力和前景，进而收购该企业，通过高效的经营和市场开拓，将企业起死回生。

　　而且，外资并购在程序和手续的简洁明了、方便易行等方面，对外资的进入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比如，申办的手续简便，审批时间比对三资企业的审批要少15天，不用建新厂，不需要大额初始投资，投资不必一次性到位等。

　　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去年，深圳市就拿出一些企业允许外商来收购。今年7月份，北京市也拿出104家国有工业企业，表示愿意和欢迎外商来收购。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期待这些举措的最终收效。

　　最后，并购推动上市公司重振。我国的上市公司多数都是各个行业、领域内的佼佼者，但是经过上市几年，一部分已经成为了ST、PT。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上市的目的更多的是资产运作、“圈钱”，而不是希望通过增强公开监督来改善经营。

　　金伯生表示，“我们鼓励国外大企业来实施并购，希望引入成熟经营理念，改变圈钱的现状。因为这些大企业中大多数又都是上市公司，已经经历了上市初期的炒作和多年的风雨考验，他们关注点已经从股价的炒作转为公司的经营和业绩，这种理念的引入才是我们提倡的外资购并上市公司的初衷所在，一次性的圈钱解决不了长远的、根本的问题。”

　　观念、政绩、权力与“多头对外”：外资并购展开尚需时日

　　自上述一系列外资并购的相关法规和办法颁布至今已有数月，但各方面的信息表明，外资并购并未显现大规模的增长，外资并购真正展开尚需时日。

　　“从目前情况看，外资并购之所以尚未真正展开，最大的问题不是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是观念的保守。”金伯生说。

　　金伯生分析，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总是认为现在我们把国有资产卖出去，是有了暂时的这一次性的收入，那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呢？这种想法的产生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国家要靠国有资产的增值而生存。其实不然，国有资产的升值本身只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方式之一，但在现阶段的国情来看，面对经营不善的国企，国家与其把它搂在怀里，不如放出去、卖出去，国家一方面得到了出售企业的一次性大笔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激活企业，增加税收。这些收入可以更好地改善我国的公用事业，比如，医疗、教育、福利等。而且，这也是国有股减持的新途径。

　　此外，金伯生还指出：“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政绩和把持权力的考虑而产生的种种担忧，也是导致外资并购推广力度不够的重要原因。”

　　地方上还有很多的“担心”，主要包括：一是“产出上的担心”，即新设投资可以将外资直接用

　　于建基地、盖厂房，其扩大生产能力的效果很明显，而跨国并购的投资只是用于企业所有权的转移，在初期并不一定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总量上的增加；二是“就业上的担心”，即新设投资必然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跨国并购投资在刚进入时却很难创造就业机会，反而可能因企业改组和调整需要而大量裁员；三是新设外资会增加企业的数目，而跨国并购可能导致企业的集中与垄断，似乎有悖于市场竞争。再进一步分析，“产出”和“就业”是评定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垄断”虽对地方政府无直接影响，但是一旦当地企业被跨国公司并购，当地政府对原企业的影响和控制必然要大大减弱。

　　但是，这种担心如果从长远来看，是不必要的。

　　跨国并购与新设跨国投资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会逐渐缩小。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后，跨国并购也会像新设投资那样进一步增加投资，也会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企业随着规模生产的扩大，也会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跨国并购还有利于企业利用新的国际市场网络和经营资源。

　　最后，金伯生表示：“现在，并不是说我们相关的法律、政策就没有问题了。在外资并购的法律、政策层面，目前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多头对外’的问题。现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的，有国资委、商务部、证监会、工商总局、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还有各行业主管部门。各部门的政策法规很多，也较凌乱，很容易让外商投资者无所适从。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将相关规定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

　　法律的规范与保护

　　会上，商务部条法司张玉卿司长详细谈到了我国外资并购政策法规的几个要点，并表示外资并购时除上述专门法规外，亦要遵守相关的法律，如《合同法》、《证券法》。金伯生也表示，“外资并购过程中，债务、垄断、就业、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针对这些焦点和重点问题，我们从法律上做了尽可能多的工作，争取最大程度的规范并购行为和保护相关各方的利益，尤其是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

　　债权债务承担问题。作为一般原则，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被并购境内公司因其投资者向外资转让股权或外资购买其增资而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故被并购企业的原有债权债务应由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承继；外国投资者资产并购的，由于被并购企业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未因出让资产而改变，故该企业的债权债务仍由其自行承担。作为对上述原则规定的补充，“规定”还允许外国投资者、被并购企业、债权人及其他当事人另行协商处置被并购企业的债权债务。

　　垄断问题。《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反垄断审查问题也

　　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比如，当外资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20％，如果并购，则会使其市场占有率上升至25％以上；或是外资在一年内并购10个以上同行业企业，则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等有关主管机关将在90天内召开同行业听证会，听取多方意见，对其并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此外，对那些有利于亏损企业重组或有利于就业的外资并购，可以考虑反垄断审查的豁免。这种豁免也体现了国家对国企改革和就业问题的侧重和相应更宽松的对待。而且，目前，我们也正在加快进行制定《反垄断法》的工作，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出台，其中将包括更为全面和细化的反垄断审查规则和制度。

　　就业问题。外资并购境内企业，从长远来看，也会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对于那些仍然在岗的职工，可增加其收入；对于那些因并购改组而下岗的职工，国家可以用出售企业的收入和激活企业后所增加的税收，来给下岗职工一定的补偿，同时也会帮助他们再就业，寻求新的发展。商务部外资司的胡景岩司长同时强调，希望外资企业在进入时要仔细考虑中国国情，做好安置人员的思想准备。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资产评估是对国有资产的有效保护，普华永道合伙人陈少瑜指出：资产评估要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而非账面价值，这是国际惯例，新的《并购法》中也如此规定。因此，经营能力强、预期收益大的企业可能得到比账面价值更高的认定，国有资产不但没有流失，反而增值。这在客观上也是对企业经营者的一个激励。

　　学者的担忧

　　金伯生对记者说：“到目前为止，外资并购国企的案例很少，还都只是局限在股市上的这种概念，而且去年和今年的外资并购已经显现炒作风气，一旦概念炒作风行，就会扭曲外资并购的初衷和意义，进而引起大众的反感，最终导致这种非常好的引资形式在我国变形，这也是我个人很不愿看到的结果。”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外资并购涉及的问题和方面很多、很复杂，国外大规模的外资并购，是在其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环境等相关配套环节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相比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政策法规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多头应对’的问题尚未解决，各地方推动力度不足。所以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外资并购的发展，以及希望通过外资并购来深化国企改革、规范股市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操之过急很可能导致就业、垄断、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大面积爆发，因此，我们在提倡的同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国情，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