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三个误区

　　随着日本在2003年初的7国财长会上明确提出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其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有关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高涨,美国、一些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一些国际机构等也先后卷入了这一国际性浪潮之中。

　　究竟该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弄清楚下述三个基本问题:

　　一、人民币汇率走出唯市场决定论的误区

　　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各种主张,从市场决定价格的理念出发,在理论上大多以一价定理、实际购买力等为依据,认为自2002年以来,随着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明显上升,因此,人民币应当升值。这些主张的实践根据主要有三: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3400多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并继续呈快速增长势头；二是2002年中国引进外资数额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引进外资最大的国家；三是按照巨无霸指数计算,中国的汉堡包价格明显低于美英等国。

　　无庸讳言,在汇率理论上的确有着一价定理、实际购买力等原理(这些原理几乎在每本教科书中都能找到),但犹如经济学中的其他任何定理一样,这些原理是在舍象了一系列重要前提的条件下形成并确立的,而经济实践是不可能通过舍象这些前提来展开的,因此,研讨人民币汇率问题不能直接套用教科书的定理。以一价定理为例,它从市场定价出发,认为在完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同一商品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价格应是基本一致的(内在机理是,如果某地价格较高,其它地区的商品就将蜂拥而入,使得这一商品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价格回落)。但是,这一定理至少舍象了三个条件:一是迄今为止各国和地区的市场都是一种有着明确经济主权边界的市场,所谓关税、非关税配额、反倾销、贸易战等都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经济主权的要求,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完全自由贸易并不存在；二是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不仅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等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也有天壤之别,这决定了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经济社会稳定出发来权衡对外贸易和汇率政策,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完全市场竞争并不存在；三是商品供求关系并非是决定汇率的唯一因素(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人口状况以及社会人文、自然地理等因素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商品价格,进而影响到汇率水平。这三个条件说明,汇率的形成和决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并不能完全以舍象了诸多经济社会条件的市场决定论为依据。

　　事实上,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决定首先是一个经济主权问题,换句话说,各个国家和地区总是从主权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角度来考虑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的选择,并不存在完全由国际市场决定的汇率问题。突出表现主要有三:其一,各个国家和地区总是努力从有利于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稳步发展来选择对应的汇率制度、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同样,各个国家和地区也总是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来考虑调整汇率制度、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因此,世界各国和地区并不存在统一的汇率模式。其二,当汇率波动比较剧烈或汇率水平影响到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要求时,相关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总是努力通过干预汇市以争取得到一个有利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汇率水平。其三,当双边汇率水平不利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时,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也总是希望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和舆论等方面的压力来促使(甚至迫使)对方国家调整汇率水平。从战后国际金融发展来看,1971年8月,美国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终止每盎司35美元的官方黄金兑换比价,引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全球汇率体系的大调整,是从美国经济调整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的；1985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西方5国财长会议上达成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日元与美元的比价从此前的240:1直线上升至1987年4月的140:1,造成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经营困难和以日元计价的账面严重损失,这同样是从除日本以外的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主权利益角度出发的；跨世纪之际,欧元的问世是欧元国家从其共同经济主权的发展要求做出的抉择,而在欧元从走低到高昂的过程中,欧元国家选择了不干预政策,同样是从它们共同的经济主权利益角度考虑的。战后几十年来,国际汇率体系的变动和发展充分说明,离开了经济主权就没有汇率问题可讨论。

　　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是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确立形成的。近1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证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它不仅是支持1995年(尤其是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以每年7%-8%的速度稳步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是支持中国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和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主要制度。因此,从中国经济主权角度来看,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基本能够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毫无疑问,在加快改革开放进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资本账户逐步实现基本开放,人民币汇率制度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改革,但这种改革需要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总体出发,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因此,它属于中国经济主权范畴的事务。1997年至1999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从主权经济要求出发,在充分考虑了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困扰)要求的条件下,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国际压力,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郑重承诺；与此相同,在当前这一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中,中国也不会简单顺应,而将审时度势地做出符合自己经济主权利益的选择。

　　2003年8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

　　一些人屡屡引用一些数据来证明人民币已被严重低估,以此来证明人民币应当升值。事实上,中国境内经济是相当复杂的,既可以举出一些数据来证明人民币应当升值,也可以举出一些数据和事例来证明人民币应当贬值,还可以举出一些数据和事例来证明人民币应当保持稳定。因此,仅仅列举一些数据和事例不足以充分证明人民币应当升值(更不用说,这些数据和事例还有一个怎么看的问题)。在中国实践中有一个事实是非常明确的,即1998年,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人民币不贬值的背景下,为了支持出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5年多来,尽管中国出口额明显增长,但出口退税额也在快速增加,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

　　值得强调的是,一些国家也是从主权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来强调人民币应当升值的。其基本立论是: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对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无害的,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说不定是有益的(之所以用说不定一词,是因为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公开说明,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对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不仅一些对华贸易处于逆差状态的国家大呼人民币升值,而且一些对华贸易处于大额顺差的国家也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今条件下,人民币升值肯定有着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而是否有正面效应迄今尚无人做出科学分析。二者相比之下,只要是理智清醒的人都知道该做出何种选择。

　　二、人民币汇率调整走出运用行政机制的误区

　　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运用的是行政机制。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后,不论是研究机构还是实务部门(包括政府管理部门)都在深入探讨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基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按照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应从运用行政机制转变为运用市场机制。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此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呼声中,一些历来主张遵循市场机制的国家却直接要求(或暗示着)中国应当运用行政机制来实现人民币近期升值,一些人甚至计算出了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或升值后的绝对值。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加快国际接轨进程中,究竟人民币的形成机制应贯彻市场机制还是继续贯彻行政机制?

　　我们认为,在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且外向型经济已占较高比重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应是贯彻市场机制的要求而不是继续贯彻行政机制,因此,运用行政机制简单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设想是不能接受的。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运用行政机制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问题,其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继续在行政机制支配下运行,由此,行政管制、行政干预等现象还将继续发生,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中的各种主要问题也将继续存在,这不仅不利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国际接轨,而且是与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和改革目标相悖的。

　　第二,运用行政机制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从理论上说,一个开放经济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中只能三者取其二,因此,面临着三元悖论局面。一些人依此认为,在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条件下,大量外汇涌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大量买入外汇而投放基础货币,这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确,近年来,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占款的比例明显提高,购买外汇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一个主要渠道,但是,这种状况不可能因人民币汇率的行政性调整而根本解决。假定运用行政机制调高了人民币汇率,在此条件下,虽然进入中国境内某些国际资金可能一时受到抑制,但从稍长一点时间看,由于两方面原因进入中国境内的外汇数额还将继续快速增加:一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就业和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中国不可能长期保持出口贸易的低速增长或零增长,由此,随着出口力度增强,对外贸易的增幅还将回升,由此,贸易项下的大量外汇进入必然发生；二是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资本项下的外资涌入也将增大,更不用说,中国是目前全球最佳投资场所之一。在外汇数额剧增的条件下,为了保障由行政机制所决定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人民银行又只得继续大量购入外汇、增加储备,由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不可能改善。要解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外汇供给数额大幅增长的条件下,重要的不是通过运用行政机制来调整人民币币值从而抑制外汇进口数额,而是积极深化改革,通过拓展外汇的出口路径,增强社会各界对外汇的需求。

　　第三,运用行政机制调整人民币汇率无助于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此,根据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状况,遵循市场机制,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已成必然趋势。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然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从现行的有管理浮动汇率转变为浮动汇率安排,使其与国际汇市接轨,但这一进程不是运用行政机制来调整人民币汇率所能解决,只能沿着市场化改革的取向逐步推进。

　　无庸讳言,自1994年开始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中国近10年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积极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依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而运用行政机制调整汇价不仅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且将使问题更加复杂甚至适得其反。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应坚持运用市场机制的取向,就眼下而言,应着重从外汇供给、外汇需求和央行对汇市干预三方面着手,既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其中具体的措施可包括:

　　第一,逐步变强制接售汇制度为意愿接售汇制度。强制接售汇制度,是在中国外汇储备数量有限的条件下为了有效支持对外经贸活动的展开而不得已的选择。其突出表现是,对经常项下外汇收入实行强制结汇和超限额结汇制度,对资本项下外汇收入结汇实行审批性管制。但到2003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额已高达3400多亿美元,境内外汇相当充裕,不仅足以保障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而且也为选择更加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为此,适时调整强制接售汇制度,实行意愿接售汇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此外,采取适当措施,阻止境外热钱进入境内套利,也是弱化外汇供给的一个重要对策。

　　第二,适当放松对机构和个人使用外汇的限制,提高外汇需求和外汇使用效率。在这方面,中国近年已采取的措施包括:逐步放松了个人出境旅游的外汇携带数额(如从1000元人民币扩大到6000元人民币)和个人出境就学的购汇限制,放松了企业对外贸易活动和到海外投资的换汇限制等。随着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还将进一步扩大外汇出境的路径,并放松居民(即境内机构和个人)购换汇限制,提高他们对外汇的需求。其中包括进一步放松个人出境旅游的外汇携带数额、实行QDII、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准许居民个人介入海外投资等。另一方面,中国也将逐步放松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证券的限制,如准许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外币债券等。由此,逐步提高外汇需求。

　　第三,完善央行对汇市的干预。199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在汇市上的公开市场操作,吞吐外汇,平抑供求、稳定汇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随着资本账户基本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基本可兑换进程的加速,央行干预人民币汇市的模式也将发生转变,从前些年频繁干预汇市的模式转变为有限干预汇市的模式。所谓有限干预模式,是指央行首先根据货币政策的要求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确定一个需要盯住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波动区间,建立一套标准的较为公开的干预机制,当人民币汇率水平处于目标值区间内时,采取不干预政策,反之则量情进行干预,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近年来随着外汇储备供给数额的快速增加,通过大量购入外汇而发放基础货币的现象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此,选择适当措施对冲由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给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有着积极重要意义。可考虑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将中央财政在央行的债务证券化,由此回笼一部分发行在外的货币；二是将央行现有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三是中央银行发行一定数额的央行票据,由此再回笼一部分发行在外的货币。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角度来说,选择这些措施的内在涵义是,由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致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增加问题是可以运用市场机制予以缓解的,未必一定要选择运用行政机制来调整人民币汇率这一下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按照市场规则来形成人民币汇率,受到中国境内各方面因素的强烈制约,其中,既包括宏观经济、企业发展、金融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和法治环境等诸多因素,也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和三农问题解决等诸多方面,这说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深层次上是受到经济主权制约的。

　　三、人民币汇价走出实际购买力的误区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人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数据来证明其主张的合理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主要有三:即麦当劳的巨无霸价格指数、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额和中国双边贸易顺差数额。比较经济数据,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方法,但在不讨论具体条件的情形下,简单引用经济数据除了能给人以误导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例如,曾有人对中国每年死亡人数多达1500万人以上感到惊恐万分,的确,对一个只有几百万、两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死亡1000多万人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口已近乎消亡了,因此,感到惊恐是可理解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每年死亡1500多万人只是自然死亡,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从麦当劳的巨无霸价格指数来看,单个巨无霸在中国的价格的确大大低于在美国、英国和欧元区等发达国家中的价格,一些人据此认为,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人民币价值被严重人为低估,主张人民币应当升值。对此,我们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弄清:第一,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建立在一价定理基础上的实际购买力平价现实现象。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即便是单个巨无霸的价格,各年在各国和地区之间也差别甚大,因此,不应以某一个国家作为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据此得出低估或高估的简单结论。如果因为在中国每个巨无霸售价仅1.20美元,就认为人民币被人为地低估了话,那么,是否可以2003年4月在英国每个巨无霸售价达3.14美元为据而认为美元也被人为地低估了呢?第二,实际购买力中的购买力不能简单以某种产品的价格来计算,还应充分考虑到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2002年中国人均GDP仅1000美元左右,而美国的人均GDP高达30000多美元,这二者是不可比的。以购买巨无霸的能力计算,中国大中城市中95%以上的家庭将月收入全部用于购买10元/个的巨无霸也仅能买到200个左右,而美国制造业的一般蓝领工人每月薪酬足以购买2.71美元/个的巨无霸1000个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吃麦当劳只是一顿快餐饭,而在中国大中城市中众多家庭都将其看作是带有某种享受的特殊消费(如许多家庭将上麦当劳当作是给孩子的一种奖赏)。事实上,对任何公司经营者来说,能够抬高价格换得更高的利润,总是梦寐以求之事。麦当劳的巨无霸在中国卖价9.9元/个的现实,是由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决定(即中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决定)的。就是这样一种价格水平,麦当劳也只能在一些大中城市开店,不仅不敢深入农村,而且不敢涉足绝大多数中小城市。换言之,如果麦当劳的巨无霸果真敢按美国价格在中国销售,恐怕用不了多少时日就门可罗雀了,麦当劳也就只能收摊回国了。第三,在中国众多商品价格明显高于美、英和欧洲国家,如小轿车、商品房、数码相机、家用电脑等等,为什么不用这些物价来解释所谓的实际购买力理论并证明人民币汇价被严重高估了呢?显然,列举巨无霸指数来证明人民币币值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在方法上是不科学的。

　　与所谓的实际购买力说法相呼应,一些人强调说,中国近年来对外贸易中的顺差主要成因在于人民币汇价低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向全球输出了通货紧缩。就此,需要弄清四个方面问题:

　　第一,从双边贸易差额来看,1998年至2002的5年间,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国家之间双边贸易大致处于逆差状态,与欧美等国的双边贸易大致处于顺差状态。令人不可理解的问题在于,不论就2002年还是就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在与日本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均处于逆差状态而日本均处于顺差状态,在此条件下,日本还以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顺差为理由,首先发难,要求人民币汇价升值,其根据和意图究竟是什么?同样,在历年与中国贸易处于大额顺差的条件下,韩国也在竭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总理表示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后,韩国财政部副部长权泰真居然说到: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国同行非常固执,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现在改变汇率。这些现象不仅进一步说明了在汇率问题中强烈贯彻着经济主权利益,而且说明了所谓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价升值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无多少真实根据(实际上,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篇试图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罢了)。

　　第二,就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而言,的确中国处于长期顺差状态,但是,这种顺差不是通过提高人民币汇价所能解决的:其一,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商品属于中低端商品,对美国来说是一种补缺。即便将人民币汇率提高,美国也未必能够生产这些商品,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一方面美国消费者在人民币现行汇率下获得的利益在人民币汇价提高中失去了,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生产商在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经营更加困难。其二,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差额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引致的。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高端产品(包括高新技术),但美国政府对此处处设置障碍,不允许一大批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设备、产品和技术向中国出口,由此,使得可满足中国需求的出口品在种类和数量上都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如果美国能够像对待英国、欧元区国家那样处置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准许高端产品基本不受限制地向中国出口,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本来不会出现如此大的顺差。这种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条件,不是通过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的。其三,在以中国属地名义出口到美国去的相当一部分产品不是由中资企业生产的,而是由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企业生产的。美国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克·诺兰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1997年以后中美贸易顺差中的75%是由美国出口企业迁往中国生产的迁移效应产生的结果。这种由迁移效应引致的顺差不可能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予以消解。

　　第三,一些人不明就里地认为,中美贸易顺差意味着美国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或中国人拿走了一部分美国人的就业岗位,鉴于,美国失业问题严重,提高人民币汇价有利于缓解美国的就业压力。中国境内的个别人也附和地说:我们必须承认,贸易赤字的扩大意味着美国人的一些工作被我们拿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主动关心一下美国的就业问题,到底人家每年多买我们一千多亿美元的产品,还为我们增加了不少就业机会。在这一认识中有四个问题是需要理清的:其一,就中美贸易顺差而言,中国的确是获得了一些美元,但美元是美国政府发行的纸币(在电子货币的条件下,连纸都没有了),而中国却是向美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商品。这究竟是谁在养活谁?其二,在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的条件下,中国现有的34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同比例地损失。假定美元贬值10%,则意味着34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将实际损失340多亿美元(尽管名义数量不变)。这究竟是谁得利了谁亏损了?其三,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中究竟有哪一年中方贸易顺差达到过1000多亿美元?其四,中国34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又通过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支持了美国的就业,这怎么能说中国拿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呢?换个角度说,中国在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贸易中处于大幅逆差状态,是否也应要求这些国家为中国现存的那部分失业负责(可事实上,这些国家还在要求人民币升值)呢?就业问题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经济问题,在国际规则中从来就没有一国需要对另一国的就业负责(不论什么理由)之说。

　　第四,一些人强调说,人民币币值低估引致了出口产品价格较低,由此,形成了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改变这种状况,人民币就应升值。对此,有三个问题需要弄清:其一,中国的出口贸易尽管增长较快,但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仅5%左右,即便出口品价格较低,又如何能对其他的95%贸易品的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2002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总价仅699.5053亿美元,这与美国10万多亿美元的GDP相比不足0.6%,它如何引致了美国的通货紧缩?事实上,西方国家的通货紧缩是它们自己造成的,与中国无关。其二,价格竞争历来是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质优价廉既是购买者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按此规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较低正好证明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基本的竞争力,有何理由要求中国产品在提高售价的背景下退出国际市场竞争呢?其三,自二战之后,在南北对话中下述问题就一直是对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以低廉的价格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料、初级品及其他商品,由此,严重剥削了发展中国家,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如今,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一些困难,怎么又将这种困难的成因说成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价格较低所引致的呢?难道发展中国家既要接受西方国家的贸易剥削又要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不景气负责吗?

　　最后,从外汇储备来看,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经济发展摆脱了在此之前长期处于外汇紧缺的约束。到2003年6月,外汇储备数额已达34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一些人据此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人民币应当升值。对此,有一个基本认识问题需要弄清,即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其外汇储备数额能够与仅有几百万人或几千万人的国家相比吗?第一,到2001年,中国境内的人均外汇储备数额,不仅远远低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而且远远低于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其中,日本是中国境内的17.44倍、韩国是中国境内的12.11倍、新加坡是中国境内的108.77倍。第二,1997年至2001年的5年间,人均外汇储备数额的增长幅度,日本为84.67%、韩国为405.14%、菲律宾为77.65%、印尼为56.42%,都远高于中国境内的46.69%。

　　众所周知,一国外汇储备数量多少直接关系着该国介入国际经济的深度和广度,我国境内人均外汇储备数额较少,这说明就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中国整体介入国际经济的程度依然较浅,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与此相比,那些以中国外汇储备过多为由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张在逻辑上则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他们一方面要求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程度,这意味着要求中国更深地介入国际经济的程度；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中国降低外汇储备增长幅度或减少外汇储备数额,这又意味着要求中国减弱介入国际经济的程度。要解开这一自相矛盾之迷,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即中国境内市场应充分对他们开放而中国不应进入他们的市场。显然,这种主张充分体现了他们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经济主权的理念和要求,但却不符合公平对等的基本原则。

　　对中国而言,应有的选择就是,既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又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积极介入国际竞争,不仅在商品贸易中要争取在国际市场中的一席之地,而且应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上海证券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王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