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建设”的制度性土壤

　　最近，从学界到官员，关于新一轮“重复建设”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在批评者眼中，中国正处于“重复建设”的风险期，从传统行业的汽车、钢铁、普通建筑用材到新兴行业的电子信息、软件开发、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批评者不但提出“重复建设”警告，不少人还主张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来制止“重复建设”。

　　“重复建设”真的如此可怕吗？我们要解决的究竟是“重复建设”还是其他问题？

　　“重复建设”早已不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新鲜事了。不过，批评重复建设也罢，出招制止重复建设也罢，首先就要回答什么是“重复建设”。

　　人们一般认为，在某一行业供给能力已经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仍然有新的资源不断投入，造成生产和服务能力过剩，结果就是发生了“重复建设”。然而，仅从量的方面认识“重复建设”，实际上很难把握住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存在一定盲目性，某些产品和服务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供大于求的经常发生，固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一定浪费，但这可以被看作是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如果把“重复建设”等同于某些行业的供给能力过剩，则各个行业，甚至全国到处都是“重复建设”。政府是不是都要对此横加干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政府对这一切听之任之，放任不管。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复建设”是市场竞争的助燃剂及利润添加剂。存在一定过剩的好处包括有利于竞争，促使企业致力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一个引用最多的例证就是，当年美国一度有上千家汽车公司，“重复建设”可谓惊人，但在激烈的竞争后，只剩下三大汽车公司。这硕果仅存的“三大家”普遍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效益，国际竞争力也上了不知几层楼。

　　对于市场经济下的“重复建设”，还可以对比“垄断”来考虑。众所周知，在垄断条件下“重复建设”可以完全消除，但难以避免地会导致低效益。因此，垄断的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重复建设的机会成本。如果垄断的成本大于“重复建设”的成本，则“重复建设”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下有效的一种制度安排。电力垄断就是这样，为了避免浪费性的重复建设，结果不期而遇连续几年的电荒，惹来人们批评：还不如干脆“重复建设”呢！

　　当前，电信企业的投资出现大规模的建网“圈地运动”，全国已有30多个部门不同程度地建设了全国性专用通信网，2000多个厂、矿建设了局部性专用通信网，甚至有些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就擅自建设基础电信设施，“重复建设”的帽子对于电信业来说已扣得严严实实。然而，圈内人会告诉你，电信铺网的成本在今天已经相当低廉，而电信垄断的成本却很高。你说政府是应该鼓励“重复建设”，还是制止“重复建设”？今天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落后是“重复建设”之过吗？不是。恰恰是过去的垄断导致了落后。

　　综上所述，“重复建设”现象在中国之所以出现，乃另有原因，是管制之过、投融资体制之过、国企改革落后之过以及地方保护之过等综合症。

　　在我国，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6898.4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约为48%，而个体私营经济所占比重只有10%左右。然而，在目前的体制下，掌握着投资决策权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并不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最终经济责任。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领导人在投资决策时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约束，使得投资决策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不仅如此，由于存在“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的情况，有的领导人为了个人升迁，明明一些行业已经出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仍然决定继续投资建新项目。这样的投资决策机制，必然导致大量的失误，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投资项目一旦建成就像是进了保险箱，由国有银行、证券、保险保着，就算成了一堆拉圾，也很难得到及时退出和清理，其结果当然是生产过剩的固定化，以及“重复建设”的加剧。

　　所以，现阶段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铲除重复建设的制度性土壤，包括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健全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而不是大喊大叫“重复建设”，更不能以防止“重复建设”为名，不允许新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进入。说到底，“重复建设”是现象、是结果，体制不顺才是本质和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