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以夷制夷”上海小胜反盗版(图)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好莱坞“以夷制夷”上海小胜反盗版(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8月22日 13:08 21世纪经济报道

　　刘言摄好莱坞三大佬“以夷制夷”上海小胜反盗版“看门狗”涌现？

　　本报记者师琰实习生徐琳玲

　　上海报道

　　8月19日，刘如旺终于下了决心，走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他眼下的身份绝不光彩，作为美国电影协会（MPA）上海反盗版案的被告之一，两周前，他因销售盗版影碟被一审判赔两名原告———声名显赫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和迪斯尼公司———共10万元人民币。

　　但是刘认定自己是“反盗版商业化运作模式的牺牲品”，誓言要拿掉“被错扣的盗版分子帽子”。

　　三家小零售商被告

　　2002年9月，刘经营的音像店与上海另外两家音像店一起，被MPA授权代理人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以侵犯著作权为由送上被告席。该系列案件被认为是MPA在上海发起的首轮打击盗版诉讼行动而备受关注。

　　华诚代表福克斯、迪士尼和环球城市制片公司三大电影制片商，以每部被侵权影片至少20万元的赔偿额度计，向三名被告分别提出20万60万元不等的索赔，按照6起案件分别审理，加上原告律师费等“合理支出”共10万元，要求赔偿的经济损失总计为250万元。

　　8月4日，法庭对6案一审宣判，侵权事实认定，不过，由于MPA方面对巨额索赔的构成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被告方的赔偿金额最终分别确定为2.7万元至6.5万元，三名被告共被判赔25万元，为原标的的10％。

　　此前，华纳和环球城市刚刚在对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和两个盗版生产商的诉讼中获胜，被告被判赔偿损失共25万元。

　　一个很容易注意到的问题是：既然是MPA在上海首次发起打假行动，为何列在MPA被告名单上的均系欠规模的音像店，且没有牵涉到生产商？——据记者了解，刘如旺经营的雅图音像大世界，实际上只是一个不足50平米的私营小店；上海合众企业发展公司下属的广达商场，是出租柜台销售盗版，且该商场已于去年7月注销；沪声音像公平店，则无法证明与上海沪声音像属同门，且所谓店主一直未露面，最后只能由出租该店面的房东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而被告刘如旺表示对判决结果强烈不满。

　　按照去年9月26日华诚律师事务所的起诉状，被告上海雅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如旺实际上面临四名原告的起诉，除前述两个制片商外，还包括时代华纳和环球城市。四名原告诉讼请求赔偿的经济损失高达220万元。高额的标的意味着高额的律师费，这让自称小店日营业额仅800元的刘感到难以承受：“我只能不请律师，自己来打这场官司。”

　　到今年7月首次公开审理时，原告因无法知悉的原因变更为两位，索赔金额也降到80万元，而最终法庭确定的判赔数额只有10万。刘为何还不满足？

　　“本案中我发现原告诸多疑点，特别是对公证合法性的质疑，并未得到合理解释。”他拿出近一年来搜集的一大堆法律文本资料，上面做满各种记号。

　　刘如旺的疑问

　　去年2月25日，华诚律师事务所申请保全证据公证，以证明当日从被告三店分别购得数张DVD影碟。这些影碟的著作权人均为MPA成员，根据MPA方面出具的证明，这些被封存的影碟均为盗版。

　　刘则在庭辩时提出，该公证应属无效公证，试图以此推翻对其销售盗版行为的指控。

　　他的理由有三，一是上述公证作为原告诉讼的惟一证据，没有履行涉外公证应提交美国律师事务所公证及中国驻美大使馆认证的规定，有违反公证程序之嫌；二是作为现场封存物品，公证书所附购物收据上是19件货品，但公证所购影碟清单上只有15件，难以排除掉包嫌疑；三是公证书未对关键的购买过程进行描述，证明力不足。

　　他更就华诚律师事务所未能及时拿出授权协议提出质疑：“华诚很可能是先调查取证，再寻求授权，我怀疑其进行反盗版诉讼的真实目的。”

　　刘的主要依据是在第一次质证时，华诚未能向法庭提供MPA就雅图一案的《聘请律师协议书》，随后出示的协议书却显示，系MPA北京代表处首席法律顾问汪涌与华诚方面共同签署于2002年2月11日，协议生效日（即律师费缴纳日）也在实施公证之后一个月，为3月25日；而汪涌提交的文件显示，其得到迪斯尼与福克斯的授权时间分别是2002年3月14日和5月6日。

　　但法院对其辩称未予采信。该系列案件的审判长、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副庭长陆卫民指出：“华诚的公证过程没有不当，公证的内容真实，被告不能提供充足的反驳证据。

　　“我们是取得授权后才做这一切的。”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军肯定地说。对于刘如旺提出的质疑，她认为从律师的专业角度看，不值一驳。

　　对于为何选择三家欠规模之零售店作为诉讼对象，杨的解释是，本案是由MPA方面先做前期调查取证，然后委托华诚办理法律事务的。

　　汪涌则称MPA在各地打击盗版的具体操作模式是“技术性问题”，不便透露。

　　打击盗版新方式？

　　有意思的是，此案中，华诚究竟是否主动寻求授权？“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不足以作为合理怀疑的依据。”一位代理过多起知识产权案的律师在翻阅MPA案部分卷宗后说。但他指出，目前市场上确实出现了律师先到处找假货，再寻求授权诉讼的现象，这种操作模式在软件业、唱片业更为普遍。

　　陆卫民指出：“目前律师行业竞争很激烈，除了大的、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对不少普通律师事务所而言，案源太少。律师主动去寻找客户，取得委托权，在法律上并无禁止，这种情形在国外也存在。律师事务所的行为，只要不违反律师法和行业规定，法院不能认为不当。”

　　不过陆强调，在MPA一案中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华诚律师事务所是上海较知名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据上述专业律师透露，国内打击盗版带来的庞大商机已经繁衍出一个新的行当———盗版调查公司，这些公司往往以市场调查公司或咨询公司的名目注册，隐身操纵各类反盗版行动，举止相当专业。

　　上述专业律师分析，目前市场上打击软件、唱片、影碟盗版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公司雇佣市场调查公司寻找盗版，再指定律师事务所出面诉讼；一种是律师事务所主动找盗版，再寻求产权方打假授权，承办案件的律师不收律师费，报酬从诉讼判罚结果中提取；一种是市场调查公司从找盗版到找律师全包，提供幕后一条龙服务。

　　“打假已经成为一个市场，但不应被当作盈利手段。”这位专业律师指出，作为法律服务提供方，律师首先要保证这个服务是合法的，服务效果是健康积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律师方往往只重事实结果，不重证据程序。

　　“律师事务所有这个权利，但是操作手段必须符合法定程序，”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指出，“如果没有得到授权就去查，然后私了解决，和敲诈没什么两样。”

　　他表示，打击盗版应当刑法、民法、行政手段三管齐下，特别要打击幕后制作、仓储、运输、贩卖等行为；对于出售盗版的零星小店也应打击，但更适合用行政手段处罚，同时加快发展连锁店和大型卖场，改变市场格局。

　　“我觉得不会扰乱正常的维护知识产权秩序，因为国内整个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环境尚不够好，人们意识淡漠，被侵权人是弱势群体，”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许超说，“不管是为名还是为利，这个不违反法律。比方说，你是权利人，是受害人，我是律师，我告诉你，你的权利被侵犯了，然后去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至于是别人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知道的，并不重要。”

　　“我们碰到过律师事务所主动寻找证据要求授权的情况，”中国唱片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文和说，“其中的确牵扯到一些经济利益，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也起到了维护知识产权、加大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作用。我们非常支持和赞成。”

　　“由于现在知识产权的相对优势在国外公司一方，从感情角度讲，这些机构的做法似乎是帮外国人打自己人，但不应以狭隘的民族情绪看待此现象。”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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