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报告：亚洲必须提高生产率(三)

　　竞争的重要作用

　　在前文中我们认为，国内非贸易部门的经济可能有这些特点：它是由国内因素和文化因素形成；出于好意，这些因素通常转变成无意中限制生产率增长的管理法规。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对亚洲的研究工作表明，主要原因是那些管理法规无意中限制了非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度。这种无意的对竞争力度的束缚能产生许多后果，从阻止兼并—包括阻止产业达到 自动化作业所需要的规模—到由于企业舒适地能继续在它的产业中存在下去，从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要采用最佳经营规模的愿望。

　　非贸易部门的问题通常相互联系在一起。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如此艰难，提高生产率如此令人困惑。以日本为例，限制大规模的零售商的管理规定和那些无意中鼓励小企业不停业的法规相互作用。其结果是土地产权变化非常缓慢，又使得零售业支离破碎，而后又会阻止食品加工业的合并。奶业存在两个平行的体制：一个是效率低下的小规模加工商，主要提供给小的效率低的当地商店；另一个是大的加工商，提供给效率高的大零售商。随处可见的增长现象表明，小零售商不一定无效，所以这种情况下不一定要提高生产率。土地法规也阻止了房产业做大的调整。鼓励小规模零售商存在下去的税收刺激政策同样也阻止了大规模的房产业发展。结果房产业仍然是次规模，不能驱使“制造业设计”(DFM)过程或材料标准化。很清楚，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牵连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政策对生产率管理的作用，我们已从非贸易部门选出四个产业来分析：房产业、零售业、食品加工业和电信业。

　　房产业

　　我们首先要清楚，房屋是个容易激起情感的问题。在亚洲，家庭很重要，而房子是家庭的中心。因此，当我们谈到房屋时，很可能会产生情绪。住房也很有传统内涵。同一地区甚至国家具有相同的传统住房形式。

　　人们会争论说，地方法规是想尽力保护这些房子。但如果真的起到保护作用，那么这些法规是部分成功了。实际上，印度、日本、韩国和泰国的现代房屋结构，与传统样式相比，有更多的相似点。在建筑风格上，现代格式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现代格式不等于效率。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生产率水平相差很大，从印度8%的美国水平到韩国69%的美国水平不等。除印度外(因为那里的生产力潜力受到多人口低收入的限制)，这些国家的潜在生产力大约能够达到美国水平的90%。通过比较，荷兰显示出能与美国相比的水平。许多人可能也会说，在把传统城市风景与现代建筑相融合的多数国家当中，荷兰做得比较成功。

　　我们对日本、韩国、印度的住房建设仔细研究过。这个部门对他们的经济很重要：这每个国家的住房建设占他们各自经济的1%～5%、占每国总就业的1%～4%(见图2)。这个部门对社会也很重要：住房是社会的基本需求。住房建设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水准的改善。几乎没有人反对降低房价和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房源。

　　住房建设属于非贸易部门；它对市场间成功地转让技术、体制、技巧、知识等存在许多阻力。而安全与规划管理、气候、社区住房稠密度以及对住房样式的期望、购房者对产品的期望等又增加了这些阻力。结果管理与期望间的协调工作非常复杂，也是限制了高效的潜在原因。很少有几个市场即使是完全开放也几乎没有外国公司愿意进入，房地产市场正是这其中之一。要成功地进入这个产业就需要得到大量的软硬信息和对有关当地经营条件的深入了解。由于存在这些困难，很少有全球建筑公司。斯堪斯卡(Skanska)是一家瑞典小公司，是这个行业中为数不多似乎准备成为全球性的一家公司。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才能取得进步。

　　如果政策制定者不依靠FDI来挽救房产业生产率，那么又能从哪里得到帮助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对房产分析表明，房产业生产率低主要是由于两个关键因素：第一是各种可得的不同类型的产品组合；第二是由于价格竞争力度。产品组合能歪曲整个产业内竞争，也直接影响生产率。价格在开发商市场和承包商市场容易引起争论。

　　产品组合

　　产品组合很重要，尽管个人购房者在他们的价格范围内选择权有限，但供房商提供的潜在选择范围要比目前宽得多。检查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把产品组合拟成四个方面：单户房与多户房；首期购房和二手房；大面积房和小面积房；高质量与低质量房。我们将依次讨论这四个方面。

　　1.第一方面是单户房与多户房。多户房(单间、公共管辖房、套房)很密集，使用土地效率高，但突出的问题是单位附加值低，这又变成低生产率。韩国由于划区和价格上限管理，可获得的土地有限，结果多户房比例很大。韩国多户房占所有新建房的81%，而美国只有20%。但韩国单户房占56%，比多户房多些。这是个普遍的形式。由于种种原因(下面要讨论)，包括对传统建筑风格方式的依赖、人口稠密、土地成本高，日本不同于这种形式。日本的多户房比例相当大，占新建房总数一半多。日本多户房要比单户房稍微多些。但它仍然只有美国生产率水平的60%。

　　如果地价高时，就一定用更多的多户房来解决？我们的观点是，这不该假定为所有情况的答案。人们通常这样想是因为一直没有人问这个问题。而在较富裕的国家，人们建房不考虑怎样省钱，而是考虑怎么能产生最大效用。这样看来我们就明白了，还有一些其他方法来建筑目前的多户房，因为购房者寻找的是“好的价值”。例如，好的价值可以从高价或单户房得到满足。另外，“好的价值”也可能从多户房(商店、健身房或游泳池)宜人的环境中得到。这里假定投入是不变的。虽然地价可能升高，但管理(如韩国的划区管理)也人为地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抬高了地价。

　　世界各地(如荷兰)的经验也表明，有效计划的单户房能够有相对较高的密度，并且改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能使其他人口稀的地方迅速升值。花园式郊区不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多户房也不是惟一的办法。只有在使用土地上加以创新，使房屋购买者能够有多样性的选择，才能取得较高的生产率。

　　2.房屋市场上决定产品组合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买卖二手房的二手房市场的重要程度。日本和印度的二手住房市场都很小。有人一定会说，缺少二手住房市场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件好事。也肯定有人说，如果人们终身只有一个住房，社会会非常稳定，社会纽带关系会很强。但随之而起的明显的代价是社会稳定的反面，即缺乏社会流动性。美国66%的迁移是在同一地区，只有10%是由于工作引起的，这表明，实现个人志向在形成美国的二手市场方面起很大作用。其结果是美国每个房屋的交易次数是日本的17倍。每次交易都创造价值。

　　为什么印度和日本没有发展起二手房屋市场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信息透明度和税收压制。这两个国家交易的信息透明度不够，尤其在市场价格和质量方面。这使得买卖双方很难商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因为没有客观方法衡量溢价多少(如果有的话)。同样，两个国家的潜在售房者都把交易税看成是售房的障碍。日本的税收结构不鼓励短期所有者：对拥有5年以下的财产征收40%的税率，而对于拥有10年以上的财产征收14%的税率。

　　3.决定房屋结构中产品组合的第三个因素是规模。房产业的规模经济来自对预先组合材料的有效使用，较好的装备、大量购买原料、建筑设计费用的分摊。这些规模经济成分的组合作用，就能减少25%的建筑成本(举例说明，一次建造50排的单户房和建造一个单元的成本相等)。取得这样的规模经济有两个因素：房屋大容量和标准化。大容量是大规模投资的结果。较小的建筑商并不能特别理解这些经济效益。标准化是政策管理、大规模生产或这两者结合的结果。不幸的是，我们所研究的每个市场都缺乏规模。结果没有随之而起的规模经济，也没有标准化。反过来，这又限制了技术与体制转换的机会。例如，日本有150个传统梁柱建筑的地区体制，甚至有10个预备建筑体制。在较发达的市场中，“制造设计”(DFM)通过改善规划、转变承包商对建筑项目的看法，使他们把建筑项目看成是一个流水作业而不是一个手艺，对建筑构造形成一定影响。对于门窗、水电、房顶地面、墙和顶组成部分等地方，使用标准化材料产生专业化工作、并减少安装时间。什么造成缺少标准化呢？印度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建筑有两个原因。其一，基本的基础设施不发达，所以“绿色田园”位置对开发商相对没有吸引力。其二，人口稠密与土地分割所有权类型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缺乏适合开发的土地。日本面临相似的局限，可适合大规模建筑的大块土地有限。这有两个原因：前文提到的不鼓励出售财产的税收政策(财产税和遗产税)；与城市开发管理造成的土地分割。在印度和日本，尽管人们正意识到规模效益，但如果没有政府干预，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4.房屋组合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成分是质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格言不适用于亚洲房屋市场。例如在日本，高度的设计风俗化，同时缺少必要的技巧(如在木工与细木作方面)，导致设计无效率，并且建筑质量相对较低。1998年日本建筑部门的“房屋需求调查”发现，48%的家庭对他们的房屋状况不满意。他们所说的不满意，基本原因有：缺少对老年人住房的供给、缺少隔音和绝缘、空间不足、损耗高、空调和供水不足。

　　市场约束意味着日本和韩国高质量的房地产供应不够。这个市场只满足低质量的需求偏好。这再次减少了建筑业潜在的人均附加值，这种情况是本意良好的管制造成的。价格上限的管理规定是为了保护低收入群体，但结果却导致建筑商在价格限制范围内降低了房屋质量。韩国建筑公司只建空房，而美国建筑商会加入大量的家具设备如电冰箱、烤箱、壁炉、地毯之类的东西。由于这些质量和内容组合不同，韩国和美国之间生产率相差大约1/3。

　　价格竞争

　　除了决定产品组合的这四个方面外，决定房产业生产率的另外主要因素是价格竞争水平。在我们研究的所有市场上，承包商和开发商的价格竞争证明是容易引起分歧的，由此而直接削弱了该产业提高生产率的动机。

　　在印度和日本，所发现的竞争力水平降低主要是由于材料和建筑方式缺少强制标准。缺少信息透明度使得购房者不能进行比较，使承包商建筑的随意性增加。例如，印度强制标准不足致使承包商主要使用低成本材料。但这些低成本投入并没有传递给购房者。结果低质材料常常致使该行业利润水平大大高于国际平均值。开发商与承包商合谋购材，而不重视提高场地设计和项目管理。同样，日本建筑技巧繁多，设计缺少标准化，这导致高度风俗化，也不重视项目管理和制造设计。

　　在印度和日本，开发商之间的竞争主要在土地获取方面，而不在以价格为基础的竞争上。很少有大块地供给，所以一旦有了，则竞争非常激烈，谁控制了土地就等于控制了市场。虽然世界各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土地市场低效运作进一步恶化了价格的不透明性。

　　该怎么办？

　　房屋建筑反映了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可能单独解决某个问题。产品组合和价格竞争水平是由许多抑制生产率的历史因素形成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没有牺牲就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房屋组合和竞争是两个该考虑的最重要的方面，有助于解决问题。需要整个经济方面做出决定。

　　有两个关键的干预方法，可以提高亚洲房建劳动生产率：创造规模以发展DFM技术以及取得更大的价格透明度。目前缺乏规模，阻碍了DFM技术的应用。这种缺少标准化和设计无效导致生产率水平大幅下降。缺少标准化也会使价格难以保持透明度，这是因为各家房屋在建筑方法、设计和所使用的建材质量方面变化很大。

　　很清楚，成功解决问题的决定因素将是平衡房屋组合。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规模要求来检查房屋组合的平衡性。正确的策略是使资金充足的开发商同时运用大规模项目、DFM、较好的管理和材料标准化，来组织经营。

　　零售业

　　亚洲零售业生产率所面临的挑战，在许多方面与房产业相似。第一，在亚洲，零售业是个重要的部门，占据了一国5%～10%的经济总量，6%～16%的就业(见图4)。第二，亚洲与美国的零售业的生产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尽管亚洲各国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大，但没有哪一个国家超过了美国的一半以上。第三，零售业也受到许多像房产业一样的文化与管理的压力。

　　由于零售业基本上和个人、地区和全国的消费联系较强，所以政策制定者很难去重新构造这个部门，而对于那些联系较少的部门，政策制定者就容易干预。零售业改革对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有一定影响。和房屋建筑一样，零售业增长也是受消费的推动，这种影响的积极方面更可能多于消极方面。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由于提高零售业生产率的要求给为零售商供货的广大上游产业造成相似压力，因此要求提高生产率的力量很壮大，由于生产率提高往往很快会降低零售价格，因此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很大。这又反过来刺激需求，提高整个经济部门的生活水平。

　　现代零售业

　　亚洲零售业部门的低效率在根本上是由于该部门现代零售业所占份额有限，从而依赖于传统的商业形式(见图5)。例如，日本的打折商店和一般商店与美国的相比，差距微不足道。但这类商店只占整个日本零售业12%的就业，而美国是35%。对照来看，日本传统商店的就业份额是55%，美国是19%，而生产率只有美国“爸爸妈妈”商店水平的33%。当然不同国家之间对传统的概念差别很大—从泰国的乳品业到印度的小商贩市场，再到韩国和日本的当地小商店。为什么整个亚洲的传统商店依然占主导地位，有两个决定因素：那些降低现代零售业(相比传统形式)竞争地位的因素和那些清楚地阻止现代零售业进入的因素。

　　1.减少现代零售业竞争地位的典型因素是那些为传统零售商提供人为成本优势的因素。在泰国和印度，这些优势采用差别管理和弱化管理实施相结合的方式，这些优势允许传统零售商减少税收负担，允许他们避开最低工资要求。在印度，不发达的上游产业也给现代零售业增加成本和复杂的来源，阻止他们达到必需的规模和标准化水平。在日本，房地产税低、资金盈利税高、遗产税收减免等措施，阻止传统零售商停业或出售土地。政府贷款担保和津贴也支持了日本传统零售商的竞争地位。

　　2.政府在阻止现代零售业进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所有考察的国家中，获取土地是个最大的问题。在印度，现代零售业得不到适当的房地产是由于丰富详实的租赁法律和模糊不清的土地权益。日本的大规模零售地点法从根本上允许地方传统零售商限制大规模零售商进入。韩国严格划区和土地开发法限制使用土地，并减少土地可供性，尤其对于像购物街这样的大建筑楼。此外，阻止现代形式进入的另一个做法是明确或含糊地限制FDI(引进的最好做法)。例如，韩国在大商场和购物街禁止FDI。复杂又耗时的申请过程是又一个威慑。由于这个有限的竞争，甚至即使现代零售业确有存在，它们也会由于缺少最好的经营技巧和方法而不断地显示相当低水平的生产力。印度尤其如此，那儿明确表示零售部门禁止FDI。

　　该怎么办？

　　很简单，答案就是需要政府加大竞争力度。反过来，这会引起更大的商品化。例如，法国传统商店面临来自连锁店的激烈竞争，但他们高度集中于商业化发展，在超市的夹缝里生存下来了，开起美食家奶酪商店、农场直接进货的蔬菜商店、少数民族小商店、面包店等。日本传统商店缺少商业化，与美国传统商店比较，有2/3的差距(剩下的差距主要来源于缺乏销售点信息技术)。可以得出结论，较大的竞争力度就会鼓励向更有生产效率的零售形式变化，这一点很清楚。例如，日本尽管大的和地区性超市显示出的生产率水平值得羡慕，但它约70%的超市就业仍在小的地方性的商店里。这些地方性的小商店生产率只有日本大超市的65%(几乎只有美国的一半)。

　　回到消费者偏好的问题上来，我们应该清楚，增加了竞争力强度就能有解决办法，增加了竞争力强度使地方商店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不是完全消除它们。高生产率不等于完全统一，两者离的很远，但它是较大竞争力的同义词。食品加工

　　在很大程度上，食品消费受到文化和国家偏好限制，这种限制甚至比房屋和零售业更大。这对生产率带来许多挑战(这在房产业部分和零售业部分已论述过了)。食品加工不像住房和零售业，它有时可进行贸易。尽管乳产品等易腐坏加工食品限制不让参与国际贸易，但像面粉、冷冻产品和糖是完全可进行贸易的。有一点很重要：尽管有些例外，但一般来说，可贸易商品与易腐商品比较，它们的生产率有很大区别。例如日本易腐商品的生产率只有美国的32%，英国的60%。有限的可贸易性使得加工食品部门有许多不可贸易部门的特点。日本的传统加工食品—包括酱油、豆面酱、鱼产品、泡

　　菜—显示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水平的18%。对韩国所研究的许多食品种类中，传统食品像调味料和面条的生产率显示较低。

　　虽然某些类加工食品日益面向全球，但还有许多加工食品生产仍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举韩国为例，其生产的70%以上的加工食品供当地消费。传统的粮食类生产量最小。

　　我们考察过印度和泰国的一些特殊的食品加工部门，也考察过韩国和日本的食品加工业。在所有这些经济体中，食品加工业都是重要的部门，因为食品加工的质量、范围、价格的变化立即会影响有关人口的福利。食品加工也提供就业机会。韩国食品加工占所有就业的2.2%，占制造业就业的11%。它对韩国GDP贡献最大，是3.3%。同样，日本11.2%的制造业就业人员从事食品加工业。

　　不幸的是，目前食品加工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低产部门。日本该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美国水平的39%；韩国是美国水平的46%。而法国是美国水平的96%。但法国的数字正如它本身所显示的，也正如在零售业已看到的那样，是很大的，法国根本没有牺牲当地文化，高水平的生产率同时满足了当地需求和口味。

　　没有预见的立法结果

　　几十年的亚洲市场改革后，人们可能对政府管理对限制食品加工市场的作用大感吃惊。食品加工业作为不可贸易部门的一部分，受到正在形成经济的可贸易部分力量的影响很有限。结果，政府管理仍然在限制这整个地区食品加工业的生产率中起关键作用。这样的管理影响了该行业本身，更影响了与该产业相关的上游、下游产业。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日本与韩国的限制土地所有权方式，通过日本税收措施阻止低效的零售商退出该产业，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零售业的潜在成长。管理规定也限制了泰国家禽业的生产率，管理规定提高了饲料价格，并阻碍禽肉进口，由此而限制了价格竞争。印度乳品市场管理规定严格控制新企业加入，阻止了必要的兼并与规模扩大。日本的猪肉加工由政府所有，受政府控制，由于自动化投入不足，其生产率低下。日本政府也对乳品等许多易腐坏加工品部门提供补贴。韩国许多政府的措施阻止了其食品加工业向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发展。例如，外国多国公司发现很难获得韩国的广播广告时间，这是因为韩国所有广告业由政府机构管理。他们已签定了长期的广告合同。韩国繁琐而复杂的管理过程(取决于这些过程的完成情况)也限制了市场进入。韩国和印度一样，管理规定通过保护小公司一定范围的产品种类，从而达到限制市场进入。

　　MGI通过研究有关国家不同的食品加工产品种类，表明了这样的政府管理在决定普遍低竞争力度和许多产品种类缺少规模方面起到直接的和负面的影响作用。为了帮助理解这个结论，我们来检查政府管理对零售业、奶品、家禽等部门的影响。

　　零售业

　　竞争力度的大小在帮助提高生产率方面尤其重要。韩国食品加工业的兼并程度类似于美国在糖果点心、玉米磨粉和饼干之类的兼并程度。但韩国食品加工业总的竞争力度仍相当低，这是因为它的零售业、加工业下游产业兼并不足，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起到修整作用。正如本节的零售业部分已提到的那样，韩国严格的土地管理措施在决定目前的零售业状况中起了重要作用—约80%的零售业经营方式是地方的小规模商店。结果，食品加工商没有提高生产率水平的压力。低竞争度也和软弱无力的产品开发与销售相关。相反，完全面临国际竞争的产业会很快发展起来，以满足国际需求。所以较好的产品管理能够提高生产率，而韩国生产率远没有得到提高。相反，美国的零售连锁店只关注价值，从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乳品业

　　在零售业中，下游零售商对生产规模的重要作用可以在印度和日本的乳加工业的供应和加工两方面得到体现。在日本，零售业下游产业缺少合并，意味着扩大规模的压力不够。这反过来又导致自动化受限和销售不足。结果，日本有718家乳加工厂，人均占有量是美国的4倍，其中一半的工厂每天产量不到2吨，因此日本的乳加工生产率只有美国水平的48%，就一点不奇怪了。尽管小工厂占了大部分加工单位，但有几家大加工商市场份额较高。前三位加工商供应总奶量的51%，占有68%的全国与地方市场需求。其余715家工厂大部分产品供应给地方商店。换句话说，小加工商主要依赖与当地商店的联系，由于小商店缺少讨价还价的力量，因此他们可以要较高的价格。这种两种加工商并存供货给不同市场的情况，导致了整体产业的竞争力度低、生产率低。与美国相比的69%的生产率差距是由于这种小规模造成的。前文已提到，日本零售业缺少合并是由于其土地与税收管理的结果。

　　印度的情况甚至更极端。低投资水平、政府管制与缺少兼并等原因结合起来，共同造成了印度整体竞争水平很低。平均每个印度农户有3头以下的母牛，牛奶收集过程步骤多，降低了供应链的生产效率。结果多数乳加工厂规模小。在印度，超过20个雇工的较大加工厂在法律上属于“登记了的部门”。这些工厂提供85%以上的加工乳产品，但只有35%的就业。“牛奶与乳产品秩序(MMPO)”不去设法解决这种问题，却通过限制新的大规模的加工厂许可证，积极地强化了目前状况。由于缺少规模，寒酸的基础设施得不到发展，乳加工高度分散，生产率极低。印度非登记工厂只有美国1%的生产率。相反，经营最好的大的私人加工商达到美国生产率水平的72%，然而整体登记部门的平均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6%。

　　家禽

　　在泰国可以看到，政府管制是怎样对家禽上游产业的竞争度产生负面影响的。有四家鸡肉加工商统治了泰国的鸡肉生产，占泰国鸡肉加工品出口的25%。但除了该产业的成功增长(复合年增长率是6.2%)外，生产率仍低得让人吃惊，只有美国水平的21%。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管制使得该行业缺少上游产业投入的竞争力度。首先，关税保护和产业管理一起提高了进口玉米和大豆的价格。玉米的进口关税能高达76%。至于大豆进口，配额管理要求公司在购买进口大豆的同时也要购买一定量的国内产大豆，因此，问题就产生了。使问题复杂化的第二因素是，由于没有国际竞争的威胁，这四家控制了90%饲料生产的综合商就能够维持国内家禽饲料的高价。家禽农户和这些综合商间的合同安排进一步减少了竞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得家禽饲料价格比美国水平高出许多，例如玉米价格比美国高75%。结果，泰国饲料成本占活鸡成本的72%，而美国只有56%，使得美国禽肉整体价格要优惠10%。

　　该怎么办？

　　我们对亚洲食品加工部门的研究工作表明，如果政府认真对待法律修改工作，他们需要优先提高该产业的竞争力度，并保证规模发展。泰国、日本和印度的经历表明，在一定时候也需要注意该产业关键投入的上游产业，如饲料，同时要注意下游零售产业。问题之间相互影响的特征又一次从我们这里的讨论中得到证明，所以单个方面的法制改革很可能不够。需要用历史的、综合的方法去充分考虑相关产业的战略进程。

　　电信业

　　在考察房屋建筑、零售和食品加工部门时，我们清楚了，限制生产率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该产业的竞争程度。这个问题在公共部门最突出。国有企业即使不是真正的寡头时，也会产生寡头行为。当他们真是寡头时，就几乎没有什么激励措施来提高生产率。结果，公共部门的生产力相对于同一经济的私人部门就处于劣势(见图7)。在过去的20年内，自由化进程使得多数政府重视了尽可能地保证私有化的进行。亚洲有一个领域很大程度上没有参入到这个进程中来，那就是电信。我们现在来转向这个部门。

　　许多影响房产业、零售和食品加工的当地文化与消费偏好问题大部分缺少远程通信。可也许有点奇怪，电信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本国企业控制，相对来说几乎没有成功的全球电信企业。尽管可能有人说，这样做可能部分出于安全的考虑，但更强烈的观点似乎是：这是一个历史问题。过去电信通常作为一个国家垄断企业起家，当前正在摆脱那种国家垄断的模式。从该企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人建议电信业应该继续以历史形式存在下去。然而亚洲电信业仍然是不可贸易部门中庞大的国有垄断企业。

　　我们以印度、韩国和泰国为研究背景，电信在这几个国家都是很重要的部门。在日本和韩国电信占2%的GDP，泰国是1.5%，印度是1.2%(见图8)。也许更重要的是，电信作为基本设施，为将来整个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一个全国范围的、高容量的、可靠的通信系统是收获信息时代利益的先决条件。电信产生许多扩展效应—如提供快速信息流，扩大服务可获性(如家户递送服务和分类购物服务)，更有效的组织形式。

　　政府所有权导致了我们所研究的三个经济体在电信部门的四个普遍问题：高进入门槛、低惩罚、资金利用率低和劳动力管理措施导致低生产率。

　　1.印度和泰国设定很多的进入门槛限制。印度的进入门槛采取多种形式。新入企业要缴纳高许可费，忍受连接延搁，远程服务得不到平等的通道，运作受价格上限的限制。泰国除了早期的自由化外，对私人玩家的进入仍然存在许多门槛限制。“泰国电话组织(TOT)”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和管理机构，对两个私人公司准许了财政分享让步。可这种让步从三方面考虑存在严重缺陷：第一，这两个公司需要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对所有新话线的安装。这使得话线安装过多。其中一家私人公司安装线预订率是58%。第二条管理规定了允许安装话线的上限(该公司到1996年的安装线数)。这个规定确定了市场份额随时间不断下降，并阻止了渗透范围的扩展(结果造成此后的市场属于TOT负责)。最后，特许权获得者提供的新服务与定价政策需要TOT批准。TOT同时作为竞争者和管理者，身兼双职，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结果，除了自由化方面取得进步外，竞争管制更严厉了，这限制了特许权获得者提高生产率的能力。

　　2.低渗透是另一个普遍问题。印度的话线密度非常低，人均占有2.6%，只有中国水平的1/3。泰国按GDP来说，是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其电话渗透只有人均12%。这个渗透水平比同等水平的经济体要低多了。例如巴西的电话线渗透水平是它的3～4倍。在私人部门，市场经济通常该保证消费者的需求能得到满足。

　　3.第三个问题，已在有关泰国问题中提到，即使用水平低。在韩国，市场销售不力加上定价高，造成电信产品需求低。市场销售不足是部分原因，另外的原因是那儿得不到促进电话启动和终止的产品与服务。此外，作为韩国电信供应商的“韩国电信”不采用团体定价，而用一个价位。导致这种状况直接的原因是，韩国政府阻止新企业进入，从而使韩国电信几乎没有竞争力。印度和泰国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那里的市场销售不足，同时高价导致了话线闲置，在采用话音邮件、内部捷传、三路电话便利等附加值设施方面步伐缓慢。

　　4.国有化产生的第四个问题是，缺少把低效的管理工作转向高效率的推动力。管理客体通常与私人企业所见的差别很大。例如，当印度的开关生产从电机转向劳动强度较小的数字开关时，劳动力需求减少了，但雇佣的工人数没有改变，因此消除了任何潜在生产率的获利。虽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它在限制电信公司重组其劳动力方面作用很小，但主要问题是，管理层很少采取激励措施来解决劳动力的重组问题。

　　该怎么办？

　　很清楚，单单私有化不能解决问题。关键的是需要引进充分竞争，以驱动生产率增长。最好的销售与管理行为也很重要。最好的行为与其说来自本身的终点目标，倒不如说是来自较强的竞争。在需要高水平的基础设施资本投入的领域如电信业，确保自由竞争尤其困难。以往通常阻止新企业进入，而现在退出玩家有资金成本优势。然而在像移 动通信等领域里，新技术已经为竞争开放了许多广泛的机会，便于在竞争环境中快速变化。在这些情况下，保证更大的竞争力度乃至更高的生产率，创造正确的管理环境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进的路

　　在考察亚洲各国经济时，我们看到许多产业能指出前进的路。我们选择了其中三例：韩国乳加工业、印度汽车业和泰国零售业。有些问题很普遍。其中有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要提高生产率，必须得进行法律改革。需要鼓励竞争与投资，特别是过去积极阻止竞争的限制已经被法律干涉解除了，法律允许能够重组该产业的资金突然注入。另一个共同的主题，也是这个三例中第二个真实的主题，即FDI已经起到了作用。尽管由于非贸易部门的特点，FDI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起作用，但当它能起作用时，必须最快地做必要的改变，以驱动生产率增长。韩国乳品加工业

　　我们已广泛探讨了印度和日本乳品加工业面临的问题，但韩国的乳品加工业怎么样呢？韩国的乳品加工业显示该部门的生产率是美国水平的97%。总体生产率是美国的101%，液态乳生产率是美国的98%。液态乳占乳制品销售的81%。资金生产率是美国水平的92%，很清楚地把这类产品与韩国许多其他产品分开了。韩国是怎么取得了这样令人敬佩的成绩呢？简单的答案是规模。尽管与美国相比，韩国的市场较小，但它已明智地投资于技术与自动化上。结果在规模上，韩国乳加工业没有劣势。韩国工厂的产量水平类似美国；附加值率也与美国相近。这和印度与日本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印度和日本较大的加工商只占较小部分的总市场份额，没有取得规模经济。

　　印度汽车业

　　尽管印度乳品加工业总的形象尤其令人失望，但印度不是所有的产业都是如此惨淡。我们对那儿的汽车产业研究表明，一旦消除了障碍，这个产业的增长和发展将会令人赞叹。自从1983年不断自由化以来，这个部门不仅在产量而且在生产率和就业方面日益增长。1983年，印度该产业产量增长每年大约是3%，但此后，由于成立的日本铃木汽车印度分公司铃木-玛鲁迪的加入，其小客车部分增长率达到17%。1993年解除了许可证制度以后，增长率进一步上升，每年达21%。现有工厂以及新入的制造公司生产率提高了，这导致小客车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20%。反过来，由于产量增长快于生产率增长。这个部门的就业也在增长。

　　1983年铃木-玛鲁迪进入市场是这个部门走向自由化的第一步，此前的30年，这个部门的管理一直很严。在铃木-玛鲁迪进入前，这个部门一直生产那些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畅销的款式，但时过境迁，这些款式已老掉牙了，极不受欢迎！铃木-玛鲁迪是跟随其他几个公司之后进入的，这些公司多数是日本和韩国的，通过与印度成立合资公司，集中生产商业交通工具和零部件。该部门走向自由化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1993年的取消许可证制，允许外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完全控制的附属公司。印度存在庞大的市场与增长潜力，而市场又无法满足，致使许多跨国公司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2001年4月，WTO承诺迫使印度政府废除进口交通工具的数量限制，该部门进一步向开放市场过渡。

　　铃木-玛鲁迪进入印度汽车部门说明了提高生产率能起到发展一个产业的转变效果。此前，汽车拥有者只局限于一小部分人口。随着更高效的设计、技术和制造管理的引进，铃木-玛鲁迪能够对消费者大幅降价，并进一步扩大市场，每年增长率是21%，同时生产率每年增长20%。几年内，拥有汽车已成为日益壮大的中间阶层的一个志向，并且整个上游产业能够由此而得益。反过来，这使得政府意识到不断扩大竞争的受益，意识到进一步自由化对新加入企业更有吸引力。快速增加的竞争力度驱使生产率向更高水平发展，也实实在在进一步给消费者降低了价格。

　　泰国的零售业

　　最后，我们来看看泰国的零售业。很显然，对任何经济，零售业在推动上游产业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尤其对非贸易部门的影响重大。因此，泰国零售业的进步尤其鼓舞人心。

　　总的说来，泰国零售业部门的生产率并不特别高，只有美国水平的20%，但这个数字背后隐含着的故事更加有趣。该产业正在进行向现代化形式的转变，显示出与美国同形式产业的91%的生产率水平。在一些特殊的现代化形式部分，情况甚至更鼓舞人心。泰国超市显示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水平的122%，以每平方米附加值表示的空间效率是美国水平的210%。尽管这些形式目前只占零售业就业的10%，但随着零售业沿着一条随处可见的途径在发展，变化也正在发生。泰国目前现代形式占总零售业形式的44%，过去12年里，他们的渗透范围一直以年均率3.3%的速度增长。

　　所有这些成绩只在很少的几年内取得。怎么取得的呢？泰国零售业改革得益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那场经济危机使得泰国政府废除了零售业FDI管理规定，从那时起，允许外国企业控股100%。这导致了竞争力度快速加大，有7家多国零售企业进入泰国市场：家乐福(Carrefour)、卡西诺(Casino)集团、德尔海兹(Delhaize)集团、狮王食品(Food Lion)、万客隆(SHV)集团和特易购(Tesco)。结果只用了12年时间，现代销售形式的比例就从5%上升到44%。

　　必须依靠生产率

　　亚洲经济体怎样才能保证生产继续增长，这是目前亚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一方面，人口发生变化的早期阶段国家，如印度和泰国，人口正在增长，这些国家的人口的快速增长为工作岗位提供了担保。到2010年，印度有62%的人口年龄在15～59岁。这里的危险是劳动生产率会下降。相反，日本和韩国人口正快速老龄化。日本15～64岁人口在2000～2010年间每年下降0.5%。这使得日本更不易获得劳动力，因此日本将高度依赖提高生产率来维持其生活水平。

　　因此如果亚洲经济体的生活质量要提高的话，这里讨论的问题就是极其重要的。最近几年中可贸易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率增长应该在国内非贸易部门得到实现。达到这个目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FDI是答案的关键部分，但它自身不能解决问题。此外，许多非贸易部门对外国“玩家”的吸引力很有限。但清楚的是，对于这里所介绍的每个产业，经营最好的国际公司都能帮助他们提高生产率。这些好的经营范围广—从房产业中的“建筑设计”和零售业中的改善供应链管理与市场销售，到食品加工业中进一步采用自动化。

　　我们相信，推动生产率的最好动力将来自法律改革。需要实行改革来增长并加强竞争。这要求立法者在相冲突的目标中做出艰难的选择。日本和韩国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印度的FDI限制、泰国的关税以及其他国内保护都是与讨论有关的实例。

　　我们绝不是暗示，印度、韩国、日本和泰国不能大量提高它们的生产率表现。相反，我们的工作表明，要缩小与全球最佳经营的差距，正确的产品水平管理还要走很长的路。但如果维持现状，那么生产率不可能很快上升。人口变化已经开始，这对亚洲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能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威胁。

　　注释

　　1.本章是建立在麦肯锡全球协会过去几年来准备的对以下四个国家研究的基础上：《印度：必须要增长》(India: The Growth Imperative, September 2001)；《为什么日本经济不在增长》(Why the Japanese Economy Is not Growing, July 2000)；《生产率引导韩国增长》(Productivity-Led Growth for Korea, March 1998)；《泰国生产力报告：以生产力求繁荣》(Thai Productivity Report: Prosperity through Productivity, February 2002)。后者代表了一个合作项目，由麦肯锡泰国办公室承办，受到MGI支持，此外的合作支持者还有—泰国两个主要的经济研究思想组织：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NESDB)与泰国发展研究基金会(TDRI)。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