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竞争力报告》摘要(三)

　　经济增长竞争力指数

　　经济增长竞争力指数(GCI)是建立在3个可变因素的广泛范围之上的，这些可变因素也可以从中、长期推动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公共制度和宏观经济环境。没有技术进步，国家可能会取得较高的生活水平，例如，通过更高比率的资本积累，但是这些国家不可能会持续保持经济高增长。制度在保护财产权利、客观解决合同和其他法律纠纷、政府开支的有效 性和各级政府透明度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缺少良好管理的情况下，劳动分工可能会遭遇阻碍；而且会缺少有效的资源配置。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金融制度的稳定性都不仅会对长期增长能力而且会对短期经济动态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推动力在经济发展各阶段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就技术而言，这种推动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因各国已经取得的经济繁荣水平而不同。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个国家促使其经济走上更深发展道路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国外的技术转让。经济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典型国家都是对国外发展的技术进行成功引进和改造的国家。这一过程被命名为“技术传播”。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对一个国家来说越来越重要的就是自己进行技术创新，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在高收入国家，每一次新技术创新都会触及更深一步的改革，这种连锁式反应为长远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考虑到在发展各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渠道是不同的，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继续把两类国家区分开来。核心创新国家(2002年引入的新术语，无论如何也无法作为一个价值判断的解释)包括2001年中那些在每100万人口中，公司已注册至少15项美国实用专利的国家，有24个国家的经济达到这个标准。所有其他国家都被称为非核心创新国家。实践经验考察发现技术在核心创新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我们对不同增长驱动力所附加的比重反应出来。对这些国家来说，同公共制度和宏观经济环境各占25%相比，技术在总体GCI中占有50%的比重。相比之下，在非核心创新国家里这三种驱动力各占1/3的比重。

　　对核心创新国家，技术指数仅仅是创新次指数和信息、通信技术次指数的简单平均，这两个次指数都包括硬数据和软数据(注意创新次指数与迈克E.波特同斯科特·斯特恩在第三部分中所建构的创新能力指数不同。创新次指数寻求解释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创新因素，而创新能力指数力求解释创新背后暗藏的因素)。而相比之下，在非核心创新国家，技术转让比核心国家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可通过创新指数在两类国家各占3/8和1/8的比重反应出来。信息通信技术代表了技术指数的另一次指数，占有1/2的比重。

　　《世界经济论坛2002～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包括一个重大调整：技术转让次指数包含了允许把外国技术作为一种重要新技术来源的新的调查证据。这一证据代替了当初被创造出来用以衡量生产技术在非核心创新国家出口结构中的重要程度的变量。这一变量背后的推论是：以技术为基础出口领域的国家可能要比主要依靠产品为基础的出口结构的国家更熟练地吸收国外技术。经验测试显示新可变因素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公共制度指数和宏观经济环境指数两个组成部分仍保持不变。公共制度指数包括2个次指数，一个反映出腐败的可察觉程度，另一个主要针对合同和法律的作用。两个次指数具有同等的比重，并且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宏观经济环境指数不仅包含国家信誉和一般政府开支，还包括一个宏观经济稳定性次指数(除其他功能外，还可以反映通货膨胀、国家储蓄和实际汇率的变化)。

　　2003年的排名在表1中列出来。美国跃居经济增长竞争力指数的首位，同芬兰交换了位置。芬兰去年排名第1位，今年降到第2位。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瑞典紧随其后。新加坡保持了第4名的位置，而中国台湾地区和瑞典则分别前进了3位和4位。但是在相对位置上进步更大的是瑞士，2003年名列第6(见本报告第二部分“案例研究：瑞士”，其中包含对瑞士这一状况的研究)。

　　美国能取得这一地位主要归功于它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优秀表现(见表2)。研究和发展，大学与商业之间的联合，高等教育水平，以及复杂且富有创新的商业和学术社团都对美国取得高名次做出了贡献。美国也在其风险资本市场、创新接纳能力和领导信息通信技术方面获得了优越成绩。除此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财政巩固也有益于美国，使其在宏观经济环境指数上获得了第2名。相比之下，在《经理人观点调查》中的回答者感觉到公共制度需要改革，美国在这一领域仅排名16。但是，考虑到它在经济和宏观经济环境中的优良表现，这一相对较薄弱的数字没有危及该国在综合指数中获取首位。

　　芬兰在技术精密化方面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在技术竞争力方面取得第3名。此外，芬兰的公共制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另一方面，芬兰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稍稍有点滑坡。中国台湾地区取得的高综合指数也主要是因为它在技术指数方面的名次较高，而新加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领域。

　　就新兴市场经济而言，中国和印度在其相对位置上获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分列33和48位。近年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2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已超过其他大部分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综合排名归功于其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但对中国而言，因银行部门的问题而造成的临时债务方面的潜在危险近来才开始减退。

　　从另一方面来看，阿根廷和土耳其的综合排名却分别大幅度下降到了63和69位。这两个国家都遭受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造成实际产量急剧缩减。相对它们的综合位置而言，两国在技术方面却表现很好，其主要问题在于公共制度和宏观经济环境领域。

　　突尼斯是新加入成员中排名最高的，排在第34位。再往下是第41位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排名53，摩洛哥55，克罗地亚58，海地80。突尼斯的表现主要是因为它在宏观经济环境可变因素方面的良好表现，尤其是良好的公共制度。相对于博茨瓦纳在GCI的综合位置，它在公共制度上表现很好，而考虑到它的综合竞争指数，它的技术指数要低于一般标准。众所周知，处在最底部的海地正经受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它的竞争力降到了技术和公共制度的最低点，宏观经济环境上的位置要稍微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