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自杀

　　当更多的是面对来自管制者的不平待遇时，农民感到的是无法排解的绝望，这远比贫困更摧残人的意志

　　张帆

　　没有人测评过中国自杀率最高的群体是哪一个，如果要评的话，农民是不会被落下的 。

　　今年7月，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五天之内就连续发生了三起农民自杀事件。农民为什么自杀？央视《新闻调查》对此进行的追踪发人深省。

　　自杀者之一是村民李立文（后被救活），他在退耕还林的地里套种了一些粮食，但他并不明白这违反了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他被乡里要求或立即将粮食作物拔除，或退回国家曾经给予的补助，而且还被罚款560元。但他家里一年的收入连200块都不到，吃盐的钱都没有，连自杀喝的农药都是赊来的。

　　自杀者之二是新上任的村民小组组长李祥。自杀前一天，他曾带领工作组在村里向退耕还林不到位的村民收回国家发给的补贴，并且“替村民讲了几句话”。他说情的原因是因为年初乡里驻村干部曾经号召村民大力发展烤烟种植，并提出可以在退耕还林的地块进行。但是正当烤烟即将成熟，农民马上要见到效益时，乡里却开始了退耕还林的核查整改工作。面对村民的抱怨和上级领导的责难，他选择了死。

　　自杀者之三是村民陈音富。他被民警在李祥的葬礼上叫走，在被连续审讯7个多小时以后，回到家中自杀。而审讯他的理由是有关领导批了个条子说，“李祥死前陈音富夫妇曾找李祥向工作组说情。陈音富说的话，对李祥的死有很大关系，是重点调查对象”。

　　事后，当地公安部门对二人死亡的事件做了这样的结论：李祥平常胆子小、心眼儿小，受不了气，遇事想不开，就服毒死了，不怪政府工作人员。而陈音富个人素质差，未见过大世面，心理脆弱，认为派出所找他就是追究他的责任。

　　公安部门的结论大有心理学报告的味道。确实，自杀者的心态是脆弱的，但又是什么给他们造成这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无法排解呢？

　　在多起农民自杀事件中，极度贫穷引发的不少。比如交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学费自杀的，看不起病自杀的，交不起罚款税费自杀的等等。农村经济的落后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让一些处于生活最底线的农民，当陷入自己无力摆脱的困境时，往往无计可施而丧失了生活的信念。不过，对这类交不上罚款，纳不起学费的极端事件，通过社会救济一些钱或者不罚了之或许就可以避免。

　　然而，李祥和陈音富一类并非为贫困所逼的自杀。他们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公安部门的报告说是他们想不开。面对村民抱怨，工作组责难，明明是乡里先让种烟叶、烟叶到了收获期却又让拔掉，李祥肯定是满腹委屈；明明与李祥之死无关，却硬被安上重点调查对象的帽子，陈音富的心情肯定无比沉重。如果能够说明委屈，摆脱不白之冤，他们心中郁积的结不是不能打开。

　　事实上，李祥不是没有讲理，他讲了，可是没有用不说，反而被工作组的人批评道：这样的人，老替农民说话，怎么当领导？

　　据报道，李祥自杀当时，工作组就在他隔壁的房间，听说李祥服毒后，工作组的人员不是立即救援，而是门都没出就赶紧凑在一起研究其自杀是否与工作组有关，看自己是不是要承担责任。而陈音富的死，显然又是有关人员为了摆脱自己对李祥之死要负责任的嫌疑，急于找一个替罪羊而已。

　　只要自己不用担责任，农民死不死没有关系，对如此有着“不能替农民说话”思想的地方官员，我们很难想像他们会倾听农民讲讲道理，说说苦衷。而在这样的领导干部治下，农民又怎么可能拥有一个讲理的通畅环境和机制？

　　在一些地方，农民反映问题被叫做告状、上访，甚至被斥为刁民。农民表达诉求的成本之高常人难以想像。虽然他们的血汗滋养着地方的大小官吏，但一些为官者却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而只把其看做管制的对象，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官事却对农民的疾苦漠然视之。在这种氛围下，当更多的是面对来自管制者的不平待遇时，农民们感到的是无法排解的绝望，这远比贫困更摧残人的意志。

　　让农民说话，听农民讲理，这也许是频频发生的农民自杀事件要告诉我们的。不要让李祥们再用死来表示自己的无奈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