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EPA看香港危机和优势再造(图)

郎咸平　　零关税不具吸引力

　　粤港两地紧密经贸关系（CEPA）的安排主要分两个层面，分别为将港产品入口内地的关税逐步降至零，以及降低本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的门槛。

　　但是对企业来说，税项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因素；一个企业决定到某个地方投资，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成本问题。但税项占总体成本的比例十分低，大约只占百分之五左右。零关税安排只能将税项占总成本的比例再降低大约百分之一至二，所以任何一家公司不会因为有了CEPA而来本港投资，它一定会到大陆投资，因为内地的经营或劳动成本远比香港低。因此零关税安排只能对短期的贸易和物流带来一点刺激作用，长期而言则没有效用。

　　而得益比较大的行业估计有珠宝、钟表和高科技零件行业。不过这些行业占本港GDP的比例相当低，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故大家不应对CEPA感到太过兴奋。

　　CEPA的另一个安排，是移除香港服务业到内地营商的阻碍。但外地公司对内地企业的吸引之处在于“credibility”（可信性）。例如在找会计师时，内地一定会找美国的四大会计师行而不会找香港的公司，因此香港服务业并不具备“可信性”的优势，与国际企业相比难有竞争力。加上香港人的普通话水平不佳、不熟悉内地的法律和国情、人工成本比较高，因此与内地中小企一样不具备“credibility”。所以本港中小服务业到内地的竞争力相当有限，甚至没有生存机会。此外，有关安排对本地就业也没有帮助，相反更可能加快本港服务业移向内地的速度。

　　我的观点很明确，如果以CEPA本身而言，他的效益肯定是有限的。

　　香港各界的估计与我的判断类似。

　　例如香港总商会的估计CEPA能增加5，000－7，000个职位，而时代周刊和德意志银行估计的就业量也差不多，大概5，000人左右。但对于香港30万的失业人口而言，这几千个职位的增加简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但是既然CEPA的直接功效有限，那么CEPA对于香港的意义何在呢？我认为温总理七月一日访港之时已经清楚地告诉港人答案———那就是香港的未来必须要靠香港人自己去奋斗。但是港府除了不断地得寸进尺向中央政府要政策外，我看不出港府落实了任何一项依靠港人自身的长期发展战略。

　　香港的危机

　　CEPA的意义并不在于CEPA本身的经济效益，而在于CEPA将粤港两地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全部铲除，因而对于粤港两地第二次经济整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是基础的落实必须靠港人自己去奋斗发展和珠三角能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以进行第二次的产业整合。但问题是第二次整合的前提必须是双方优势产业形成互补，否则两地没有整合的可能。读者想想，珠三角有没有可能和毫无优势产业互补的东山岛或金门岛整合呢。

　　我想向港府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香港目前到底有什么产业是我们特有而珠三角没有的呢。以香港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广东相比，我很遗憾地告诉港府，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凌驾于广东的优势产业。如果我说的是事实，那么我们将是广东的累赘，就像东德是西德的累赘一样。想到这里，我真替我们香港百姓难过，我们怎么走到这个绝路了呢？

　　香港并不是没有优势产业，而是港官的特殊心态造成了这个绝路。

　　在过去二十年的粤港两地第一次经济整合过程中，本港的经济发展受惠于房地产、物流、贸易、运输和劳力密集等简单行业，并且是在内地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不过，这些行业只具备简单的产业结构、管理和技术，内地现在亦可掌握，本港过去所依赖的技术形态已显得落后。本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此外，从事管理的政府官员也因从事这类简单的企业而成功。他们的成功是一个机遇。但他们既不懂高层次管理，也不懂高新技术，尤其是不重视研究发展长期规划，因为他们以前的成功和研究和规划无关。由这些人来管理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是香港的危机。

　　简而言之，我们第一个危机是我们的企业结构太简单、落伍了，第二个危机是我们的管理官员不懂什么叫做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用CEPA来解决的。

　　目前港府最大的问题是港官不太懂管理也不知道香港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靠港人自身的产业优势制定长期发展战略。而港官处理经济问题都采取着小打小闹而无长期规划的方式。例如失业问题严重，财长立刻成立事后看来无效果的创业基金。非典出现，财长立刻拨出35亿基金援助服务行业，结果几乎无人申请。楼市下跌，财长利用孙九招救市，但楼市照跌。股市下跌，财长寄望于中央的QDII，而香港对自己的股市简直无能为力。

　　财赤严重，财长加税而未考虑加税会进一步打击已雪上加霜的经济而加大下年度财赤……此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竟然成了港府处理经济问题的固定模式，结果是可想而知，经济进一步下滑。

　　技、我认为港府目前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在CEPA的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以进行第二次的产业整合并同时解决三十万人的失业问题以减少政治压力。

　　首先我想谈一下我心目中的香港优势产业。

　　我认为香港有两大优势产业，而且是港府一直以来都没有发觉的。第一是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香港的医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的研究力量在全亚洲排第一，远远超过日本。可是我们没有善加利用。我们就把这些资源放在学校里面，做学术性研究，没有把它商品化。事实上，我们应该利用医学院和工学院的创造和发明，跟广东地区的高科技产业连合在一起，由我们提供research（研究），他们提供product（产品），这才是香港的优势。虽然本港的三间大学（中大、港大和科大）目前也有参加“信息科技创业家培训计划”，香港科学园也有设立类似的“商业培育计划”，协助科技公司开展业务。但这只是小规模的试验计划，只能赚小钱，政府并没有作出大规模的整合，所以不成气候。

　　我认为我们金融业人才的专业知识，绝对超过内地的金融人才，而且我们的英语水平远远超越内地。可是我们的金融人才的优势没有被善加利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港府心目中的金融优势竟然是引进国内炒股资金大炒港股，例如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求例如QDII的政策，而完全忽略了香港金融人才的优势。

　　我心目中第一个粤港两地优势互补的整合行业应该是香港专注于高科技研发而珠三角专注于高科技制造。

　　我会有这个想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于2001－2002年在深圳交易所担任顾问期间主持了一项华南地区高新科技产业的调研。调研的结果相当重要，我罗列如下。

　　1.华南地区高新科技公司规模小，研发人员年轻且专业化。

　　2.由于华南地区高新科技公司太重视市场需求，因此虽然研发投入多，但技术跨度太大造成高新科技不过关。例如我们对高新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有72％的企业高层认为他们的产品只是国内先进水平，而只有21％的企业高层认为他们的产品可能可以达到国际水平。

　　技术不过关的问题刚好可以被香港各大学目前高研究水平所弥补。

　　我认为香港各大学的高科技研发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欧亚两地堪称一流水平，但目前缺少和国内高科技产业直接的沟通，因此造成资源浪费并与生产脱轨。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粤港两地政府的参与建立高科技交换平台———进一步强化香港各大学高科技研究以支持与珠三角的高科技制造业的整合。而传统港商可透过股权投资方式参加研发或制造以达成转型的目的。

　　港府原先发展高科技的策略是兴建高科技园区和数码港以发展香港本地高科技制造业。这个政策忽视了粤港两地优势互补的原则。如果简单地盖个园区就能建立高新产业，那我相信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也会有高科技产业了。正确的策略应该是香港发展科研而将高科技园区设在珠三角。而且港府必须注意一个事

　　实——香港唯一的高科技竞争优势——大学研究——亦因港府削减大学研究经费而正面向死亡。如果大学研究死亡，香港将再无可与珠三角互补的优势产业。

　　我心目中第二个优势互补的整合行业应该是香港专注于成为国内金融控股公司的营运中心，但合作省份不限于广东。以我在国内和香港那么多年金融教学的经验，我可以很权威地说只有在香港才能找到足够的金融人才以应付今天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操作。而且根据我私下的了解，国内已经有少数金融和基金公司正在向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单位申报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我认为港府不要像以往一样动不动就得寸进尺地要优惠政策。

　　港府应主动地和国内有关单位磋商国内金融控股公司在香港成立和运作的可能性。我们香港不需要中央政府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因为香港金融人才的优越性是国内任何城市所不具备的。

　　港府同时应该完全摒除向中央政府要求例如QDII等政策以刺激股市的做法，而应依靠自己力量加强监管改善香港股市的质素吸引外国（退休）基金进入香港而不是吸引国内炒股热钱。这才能吸引世界各地资金进入香港长期而稳定的重振香港股市。

　　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三十万失业人口。我认为港深珠跨海大桥的兴建必须要配合经济实体的成长，否则基建超前于产业就是一个投资的浪费。因此兴建该大桥的前提即在于港府在粤港两地必须先行建立优势行业的互补以形成第二次产业整合。而大桥的建设对于港府解决三十万失业人口问题又可取得优势。

　　我前面谈的高科技和金融优势行业的整合属于长期计划，而且该两产业的知识含量过高，因此对于目前三十万失业人口的帮助可能不大。

　　我同意港府继续发展旅游业的政策以消化失业人口。但我认为香港政府应加快步伐消化失业人口。我建议港府学习新加坡政府在印尼的做法——在广东省较偏僻的区域例如大桥可直达的珠海等地成立加工区。

　　正确的做法应该由港府向当地政府承租一片土地，港府利用自有资金开发该区土地以非常便宜租金转租予加工业厂商，但条件是二或三成劳工必须以较高价格由香港聘雇。解决失业问题将可以大幅度降低港府的政治压力而使港府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第二次产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