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失信 捍卫公众利益

　　本报记者　杨明炜

　　“除了逃避银行债务，拖欠他人或单位的货款不还等不讲信用的行为成为一种常规，似乎不这么做就吃亏了。这种不讲信用的行为，后果不仅使银行债权人受损，而且还打乱了中国市场经济秩序，打击了投资者热情，抑制了信用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点银行从业者感受最深。”这是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长詹向阳的一番感慨。

　　由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新华社《瞭望周刊》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信用理论与实践”高层研讨上，与会专家认为，信用建设事关经济大局，必须加大对失信者的严惩力度。

　　银行是信用

　　创造者也是受害者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长詹向阳提出，银行本身就是信用的主要创造者，但同时又是信用缺乏法律保障的主要受害者。

　　“这方面的体会我很深。”詹向阳说。中国信用制度仅是对提供信用的机构所提供的产品、工具、服务、信用行为和规范有详细的规定，违反了这些规定有详细的惩罚条例，所有的《经济法》和《金融法》当中涉及到的信用问题都是这样规定的。

　　但对于广大信用消费者，信用享受者或其他机构和企业的消费行为而言，作为有法律约束力的信用制度基本上没有，信用消费者的行为是随意的，完全凭良心、道德和文化背景以及对于信用的理解，对于诚信的理解，法律是个空缺。

　　1996年，调查显示，仅东三省的某省而言，3年之间在法律判决的破产案当中银行平均的受偿率相当低，这些企业的银行贷款却占到85％以上，银行在他们破产清算中得到的赔偿率仅有0．08％。银行大部分的债权被废弃了。因此，她认为，但是没有一部《信用法》，没有对于不讲信用行为的法律惩戒，中国的信用制度就很难建立。

　　她认为，信用制度的不健全严重阻碍了信用的创新。为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长，国家采取了很多政策，其中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敦促银行发展消费性贷款。但在中国现有信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在企业和个人基本没有诚信资料的情况下，银行不敢放手消费信贷。

　　从消费贷款几年来的发展来看，违约率逐步上升，而且上升很快。完全不讲信用，没有准确的客户信誉和信用已成为阻碍消费信贷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汽车贷款、住房贷款、助学贷款。

　　詹向明建议，强调信用建设最重要的是对不讲信用的行为绳之以法。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还债诚信全凭个人良心，基本不受法律约束，只受道义上谴责。

　　加大失信的治理力度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提出，中国在转轨时期，失信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不进行治理，实际上就是政府失职。因此在重振政府信用或是在建设政府信用当中，应把加大失信的治理力度作为突破口，也是对于公众利益的一种捍卫、维护和尊重。

　　你如果不去打假就相当于打真，包括官员腐败，从信用角度讲也一定是一种失信。因为从小学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就有很多诺言，系上红领巾，戴上团徽，入党宣誓，没有一个人不对社会做出诺言的，包括公众性的条约，事实上所有的腐败从信用的角度来讲都一定是一种失信的结果，所以要建立信守诺言的自律意识。

　　对于这种腐败现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都要严惩。现在人们虽然说要依法惩处，如一些明摆着对公众利益有严重损害的行为，应该重刑，对这种重刑人民群众是非常欢迎的。

　　信用问题任重道远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郑学益教授则认为，信用问题涉及经济方面，经济过热也与信用有关。

　　他提出，目前专家、学者讨论经济过热问题，怎样防止都是从政府调控，市场调节方面作文章。而我们的信用建设，信用体系能不能起作用，增强企业的信用风险意识，提高企业的信用信息市场开放度，网上信息管理体系，这都有利于企业在出现经济过热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预防商业、产品、金融信用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有信用建设，可能在经济过热中会起到特殊的不可替代作用。

　　他感慨，目前信用问题研究形势逼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政府机构、企业关注重视信用问题，推动信用建设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比较，信用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大大落后。

　　2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消费结构升级，但中国信用管理体系升级了吗？信用建设过去是政府的信用需求比较多，主要操作是政府的信用需求。而个人信用有吗？企业信用有吗？个人没有真正的银行信用卡，所以，怎样淡化政府信用需求，稳定发展企业信用需求，启动个人信用需求，还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