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益计划（《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十一）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失业、辍学、吸毒、犯罪、未婚妈妈、枪击……这些问题都吸了引索罗斯的注意。他开始了“美国公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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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环境十分优雅，酒食绝美，但所谈主要围绕着贫穷、痛苦和不公打转

　　1996年之前，索罗斯的捐赠主要在于摆脱长期独裁统治的外国，在美国本土的捐赠少之又少，因为这个国家明显属于开放社会。其实它更可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开放模式。但由于两极世界消失，美国一强独霸，索罗斯于是将批判性的眼光转向自己的国家。

　　1996年2月23日，他邀请八个人利用周末时间到贝德福，讨论在美国能够利用什么样的方法，推动什么样的公益计划。这八个人是：奈尔，巴德学院院长波特斯坦，专攻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三位哲学家———牛津和普林斯顿的赖恩、哈佛的史甘隆、牛津和柏克莱的威廉斯，曾就男女平等主义、伦理、公民权发表论述的哈佛欧洲研究中心政治理论教授班赫比伯，主持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与医学研究中心的医师罗斯曼，以及普林斯顿前教授纳德曼。

　　纳德曼曾经发表文章，认为要将吸毒视为犯罪而非疾病，是毫无成效的，引起索罗斯注意。两天的时间内，这些来宾相互见面和交谈。环境十分优雅，酒食绝美，但所谈主要围绕着贫穷、痛苦和不公打转。

　　索罗斯在拍纸簿上作笔记，贵宾们谈到城市贫民区的问题激化了社会中种族和阶级的对立。他们提到监狱人满为患、毒品政策方向错误、未能协助破碎的家庭、鼓励社区支持卫生保健和教育。

　　几个月内，有一些构想已转化为开放社会机构的美国公益计划，并在纽约设立办公室。

　　在1996年的“哲学家会议”之前，索罗斯已在美国赞助了两项公益计划。母亲的逝世带给他灵感，资助“美国死亡研究计划”，三年内预算为500万美元，倡导全国讨论死亡和临终看护的问题。这个单位立即捐出资金，用以促进医学院修改课程，将死亡纳为研习主题；鼓励研究疗养院和医院照护；支持新闻、艺术、通俗文化更为公开地讨论死亡的问题。

　　索罗斯的第二项美国公益计划，和他认为美国未见其利、反受其害的毒品政策有关。1988年春，他在《外交政策》学报看到一篇文章，抨击美国的扫毒政策方向，并称把毒品合法化，加上扩大毒瘾的医疗，将对美国及毒品输出国家的社会大有助益。索罗斯看了之后折服不已，于是和作者纳德曼联络。

　　1993年，在索罗斯的财务支持下，纳德曼设立了林德史密斯中心。这个政策研究机构以社会学家林德史密斯为名，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挺身反对严苛的禁毒政策，赞成对吸毒者实施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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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索罗斯的捐赠总额为3.62亿美元，其中8100万美元投入美国的公益计划

　　现在索罗斯准备在引人争议的毒品问题上高声疾呼。他在《华盛顿邮报》上表示：“我坚信扫毒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多于滥用毒品本身。”他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政府的政策不切实际地想要消除所有的毒品，反而鼓励社会走向两极化。他说：“我不吸毒。我曾经试过大麻，乐在其中，但没有养成习惯，而且多年来不曾再碰。我也一样担心孩子吸毒，幸好那不是严重的问题。我惟一担心的是扫毒正对我们的社会网，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

　　哲学家的周末会议开过之后，索罗斯在美国的公益慈善活动也增添了新的生力军。犯罪、社区暨文化中心设于1996年，而且立即开始捐款给提供监狱和社区服务的组织，同时支持一些团体推动法律与政治改革。索罗斯资助成立艾玛·拉查鲁斯基金，支持对移民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团体。

　　开放社会机构的美国公益计划一开始，也专注于资助教育和青少年发展计划，后来则集中全力推广全国性的努力，实施课后计划，在孩童下课后提供三四个小时的教学辅导、卫生保健服务及文化培训。另一项计划和政府与公共政策有关，鼓励针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并且主张改革选举捐款制度，同时将公共责任从中央移转到地方和民间部门。

　　1996年，索罗斯的捐赠总额为3.62亿美元，其中8100万美元投入美国的公益计划。1997年，公益慈善支出4.28亿美元，用于美国5720万美元。到了1998年，总支出增为5.745亿美元，在美国的计划用掉1.185亿美元。隔年，总支出约为5.6亿美元，美国的公益计划略减为9300万美元。

　　除了寻找公益慈善活动的目标，哲学家周末的参与者也讨论，是不是可能把公益计划和协助集中在某个城市。他们的构想是选一座都会中心，或许把它当作社会实验室，在那里测试公益计划，以了解哪些方法能够奏效，或者哪些假设有问题。

　　董事会成员曾经考虑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得州的圣安东尼奥，但最后选上巴尔的摩。这里有65万名居民，距首都仅40英里。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正在复苏，尤其是商业区和滨海地区，但广大且以黑人社区为主的地方却日益没落。由于有这些地方，巴尔的摩的所有都市病症指标，排名都很高：失业、辍学、吸毒、犯罪、肝炎、未婚妈妈、遭拘留的青少年、单亲子女、枪击。

　　这些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吸引索罗斯注意，且他对当时的市长席摩克很有好感。席摩克是黑人，曾任联邦检察官，1987年获选为巴尔的摩市市长。他主张将毒品合法化，认为这是对抗贩毒牟利、犯罪和吸毒的最好方式，因而甚受瞩目。

　　主持市政期间，他发现在政治上不可能获得全国性的支持，推行他的理念，但美国各大城市中，只有巴尔的摩的民意广泛支持毒品合法化。

　　1996年，开放社会机构在巴尔的摩特别设立办事处，运作方式类似设于国外的基金会，找当地人当员工，因为他们比较能够判断什么事情应该优先执行，并且提供资金支持。员工约15位，由律师莫里斯担任主管。捐赠和公益计划一年花费1300万美元左右，集中在五个相关的领域：戒毒治疗、犯罪审判、劳工发展、教育与青少年和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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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很不寻常，但没人说什么，除了有个人咕哝道：“一定和市场有关。

　　2000年春天，也就是索罗斯的美国公益计划实施后第五年，索罗斯、奈尔和拉马希认为全国董事会有必要在巴尔的摩举行年会，并且实地参观学校、贫民区、监狱计划的执行成效。

　　4月28日，董事都已抵达巴尔的摩，但拉马希宣布，索罗斯要到下午才来。他说，索罗斯早上7时打电话给他，说必须处理一件急事。此事很不寻常，但没人说什么，除了有个人咕哝道：“一定和市场有关。”

　　一行人坐上厢形车，前往监狱、学校、贫民窟。在一处青少年拘留所，有位修女为假释犯设了戒毒中心，也对于能有资金将床位数从16个加倍为32个表示感激。有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表示，他利用索罗斯的奖学金，设计了一个研讨暴力的课程。在一所女子监狱内，董事们听取长期滥用药物的妇女如何以针灸和积极治疗法双管齐下的方式矫治。

　　尽管前市长席摩克和新市长欧梅力都将吸毒视为医疗问题而加以处理，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财源，扩大开放社会机构资助的这项计划。

　　市政府卫生局长贝伦森曾经申请2500万美元的州政府补助，深信如果拿到这么多钱，两年内巴尔的摩市的整体犯罪率可望减半。他扬言，拿不到这么多钱就辞职。索罗斯的董事到访前几天，州长只批准拨款800万美元。贝伦森在访客面前，难掩不快之情。

　　董事们此行的戏剧性高潮，是参观罗丝街社区中心。到达这个中心之前，董事搭乘的巴士经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两旁是弃置和毁损的房子，人行道和街沟丢满垃圾，满溢着死亡的气息；许多房子上有受害人姓名和暴力死亡的日期，上面涂鸦写着“愿灵魂安息”的字眼。

　　罗丝街社区中心有如这片广大荒地中的小绿洲，没有垃圾，没人拿房子当墓碑。邻居在街上彼此寒暄，孩子快乐地玩耍。两年前，罗丝街附近和其他街道没有两样，甚至可说是这一片荒漠的中央。董事们伫立的街角，曾经是露天毒品市场的大本营。但在开放社会机构协助下，如今这些都变了。帮毒贩跑腿的青少年开始接受辅导和咨询，寻找合法的工作。今天，这个中心约有40位最积极活跃的成员，曾经是黑帮分子。

　　在董事聆听各项进展时，索罗斯也有自己的事要忙。他在纽约的索罗斯办公室仓促召开的记者会上，宣布量子基金那一年亏损21%，而且自他的所有基金总值于1998年8月创下220亿美元的高峰以来，现在减少了76亿美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