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卢作孚

　　【世家】

　　“航运大王”卢作孚，1893年生于四川省合川县，1926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靠艰苦创业，努力改进航运服务，他由5万元资本、一条小火轮，发展到上亿元资本。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今年是卢作孚先生1 10周年诞辰。

　　直到武汉沦陷前夕，父亲才离开武汉，飞往宜昌。飞机朝着宜昌飞行，父亲总嫌它飞得太慢。他知道宜昌将有什么在等待着他———那是战斗，一场更艰巨、更紧张的战斗。

　　宜昌这座不大的城市，这时候拥塞着3万以上从各地撤退下来的人员和难民，等待撤到四川去。房屋早已挤满，许多人露宿街头。由于担心敌机空袭、敌军进攻，人心十分惊慌，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船票，争取尽快离开。

　　设备、器材问题更加严重。在宜昌沿江两岸，乱七八糟地堆满了9万吨以上从长江中下游撤退到这里来的物资。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装箱，敞露在地上，听任风吹雨淋。这批物资极为重要，几乎全中国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都集中在这里了。所有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都必须赶在敌人前头，迅速运走。然而，川江天险，滩多急流，船只太小，运输能力有限，无法将这些人员和物资及时运出去。

　　父亲恰在这时候赶到了宜昌。他首先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去。只见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都挤满了前来交涉的人们。所有办理运输的人员，都不得不忙于同各方交涉，没有时间办理运输。面对这种混乱局面，父亲十分镇定。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

　　接着他赶往岸边，查看了沿江两岸遍地堆放着的设备和器材，登上轮船，检查了舱位和轮机状况。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后，立即召集各个轮船公司的负责人、各条轮船的驾引人员和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紧急商讨运输问题。

　　当时的形势的确极其严重。长江中下游的中水位仅仅只有40天，要将9万吨器材运往重庆几乎是不可能的。会上，父亲分析了这一形势，即以40天为依据，和大家一起研究航行办法，从而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运输计划。

　　秩序迅速代替了混乱。24小时后，24只轮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白天航行，夜间装卸，突击抢运拥塞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这24只轮船中，有22只是属于民生公司的，另有两只是挂法国旗的中国船。

　　根据父亲提出的计划，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抛弃。

　　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5～7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

　　40天过去了，拥塞在宜昌的3万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已经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满宜昌两岸的器材都看不见了。在整个宜昌撤退中，运输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担子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的，其中民生公司即负担了90%以上。外国轮船虽然也有几只航行于宜昌到重庆的航线上，但由于“中立”关系，只运输商品，不运一切与抗日战争有关的物资。中国轮船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元到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余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而外国轮船运输商品，每吨运费却高达300元到400元。

　　当日寇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的时候，它已是一座空城，所有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设备、器材和人员都早已撤退到大后方，在重庆周围和四川各地重建起新的工业基地。然而，父亲却因在这一时期事必躬亲，劳累过度，以致后来身患重病。(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