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金融大鳄索罗斯传》连载九）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

　　作者：迈克尔·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政府官员一向对索罗斯嗤之以鼻。他于1992年首次踏进这个领域时，极少人愿意接纳他，认为他好管闲事，或者像是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但在基辛格眼里，“大致来说，有钱人的特征是，在外交政策上和我赚钱的能力一样差。索罗斯却远胜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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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哲学家、金融家、慈善家于一身的索罗斯在国际事务上当起玩家，他把这个角色称为“没有国籍的政治家”

　　1995年1月，布鲁克在《纽约客》杂志谈到索罗斯时，引述艾布兰莫维兹的话说：“政府官员一向对索罗斯嗤之以鼻，视之为对匈牙利感兴趣的狂人。现在，他成了政治玩家，但这是最近才有的新现象。他没受过训练，独树一帜。他进到政治环境里，卷起袖子就干，而且对政府十分不耐心。我常说美国只有索罗斯拥有本身的外交政策，而且有能力去执行。”

　　索罗斯在国际事务上当起玩家，有时候，他把这个角色称为“没有国籍的政治家”。这是索罗斯个人的另一个转变。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他以前种种身份自然而然的综合体，集哲学家、金融家、慈善家于一身。不过，利害关系因此大为提高，索罗斯也陷身在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处境。

　　要当没有国籍的政治家，就必须排斥某些政策、主张某些政策，厚爱若干领袖、抨击其他领袖，而这些行为难免会引来争议和树敌。但他于1992年首次踏进这个领域时，极少人愿意接纳他，或许现在没人敢公开嘲笑，不过职业政策专家当时的反应十分冷淡。就像博学多闻的哲学家鄙斥索罗斯浅薄无知一样，外交政策圈内许多人也认为他只属玩票性质。专家圈一想到独立且有钱的外人，用自己的钱支持个人的主张，不免坐立难安，认为他好管闲事，或者像是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索罗斯既非学者、外交官，也不是军人或新闻记者出身，插手国际事务未免不当。现为欧亚基金会主管的梅恩兹回忆当年，他提名索罗斯为外交关系协会委员时，所引发的反对声浪。外交关系协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圣地。“尽管索罗斯拥有致力推广人权，以及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记录，反对他的意见仍然相当强大。”梅恩兹指出，这样的观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索罗斯“只是另一个有钱人”。

　　但这样的态度慢慢在改变，有关索罗斯从事计划的消息也传播开来，人们慢慢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写文章，而且在出席的会议和演说的场合中，经常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提供实用的见地。如果他只是“另一个有钱人”，这些事情是做不来的。梅恩兹说：“委员会终于接受了他，不过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赞誉索罗斯，“我曾经公开表示，我敬重索罗斯是个金融家，却不认为他是政治专家，但后来他决定转型，把政治当作重点工作，于是他成了蹩脚的金融家。”基辛格说，他与索罗斯首次见面时，索罗斯专注于人权。“那时他只是会议中的鼓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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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罗斯从小就怀有当救世主的梦想：“做一番崇高事业的幻想，或说痴心妄想，它们一直鞭策着我”

　　但在基辛格眼里，索罗斯已经成长很多，“大致来说，有钱人的特征是，在外交政策上和我赚钱的能力一样差。索罗斯却远胜于此。大部分时候我不同意他的结论，但那些结论不可小觑。它们是很严肃的立场，只是碰巧我不同意罢了。和所有的一知半解者一样，他认为问题比我所想的简单，但是反过来看，除非有人认为它们比专家所想要的还容易达成，否则不可能做重大的转变。所以我十分敬重索罗斯，而且我认为，整体而言，他代表善行，也在他过度简化的领域做了善事。他的投入很重要，令我尊敬与钦佩。”

　　1995年，索罗斯任命前国务院官员福克斯（JohnFox）为开放社会机构的非官方“大使”，办公室设在华盛顿。福克斯安排外国访客会见合适的美国官员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官员。这些访客来自索罗斯所偏爱的国家，包括乌克兰。他也通过错综复杂的政府迷宫，追踪重要政策提案的动向，并且依照索罗斯的看法，推动通过其中一些提案，也反对另外一些提案。

　　索罗斯延揽到艾布兰莫维兹和布朗这两位非常精明的盟友和顾问。艾布兰莫维兹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管之前，曾是选任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少数考虑人选之一。他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布朗借世界银行职务之便，常与许多政府领导人及大型国际组织的资深高级主管联络。

　　20世纪的最后几个月，索罗斯谈到他成长为“球员”的心路历程时说，他从小就怀有当救世主的梦想。“我有做一番崇高事业的幻想，或者说是痴心妄想，而且它们一直鞭策着我。基本上，我了无悔憾。首先，因为它们让我的生活更为有趣。我的意思是说，这么崇高的事业，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所以这是个崇高的事业，把我推向可能性的极限，我也在这种欲望驱使下，去为善而非作恶，我认为这种态度来自家父。”

　　他坦承：“我的确有外交政策，而且现在更加刻意为之。我认为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花太多钱用于打仗，却没钱用于宣扬和平。”

　　他撰写文章以求影响舆论。小时候，他曾想象自己是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长大后常写探讨哲学或经济分析方面的文章。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随笔或评论文章，所谈不限于经济。对世界各地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议时，笔调不再那么有理论色彩。他借文章表达自己的立场，更以实际的慈善活动支持其立场。例如撰文谈到应该支持俄罗斯和波兰的经济转型时，索罗斯找来国际经济专家团队当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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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罗斯把2010年定为收网年。如果那时他还活着，将是80高龄

　　索罗斯一向十分关注俄罗斯。

　　1990年，他与反目失和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找来一群知名经济学家，就苏联即将出炉的经济改革计划（称作沙塔林计划）提供建言。索罗斯用飞机把他们送到莫斯科，让他们周旋于沙塔林计划的设计者和反对团体之间。前者希望将中央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到地方，后者则设法粉碎任何这种意图。之后，索罗斯再用飞机把俄罗斯沙塔林计划的支持者送到华盛顿，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深官员见面。

　　很遗憾的是，面对阻挠权力下放的官僚旧势力，沙塔林计划难以推行。这件事虽然叫人气馁，却是索罗斯迈向无国籍政治家重要的一步。现在，他慢慢作好准备，要公开支持某些领导人，并且反对其他的敌人，而且，当他对支持对象的观感改变后，有时也会掉头而去。

　　1995年，索罗斯日益关注外交政策议题，他写信给旗下所有的基金会，敦促他们缩减支出，并把重点放在最后会结束运作的策略上，至少有些计划是如此。他把2010年定为收网年。如果那时他还活着，将是80高龄。突然之间，基金会人员只好另寻财源，也就是寻找“别人的钱”，以便继续推动会务。他们彼此相告，说索罗斯已对他们感到厌烦，打算到别的地方另找刺激。

　　他们可能言过其实，但所说的话基本上没有错。无国籍政治家可以带来挑战和刺激，比方说，1996年春天，正在调查南斯拉夫战争罪行的海牙法庭，工作进入重要关头，但南非籍法官高德史东（RichardGoldstone）的总检察官任期却即将结束。许多人觉得，该法庭的工作已经进入十分敏感的阶段，除非将高德史东的任期延长到秋季，否则法庭的威信及工作会受到伤害。但是高德史东曾向曼德拉承诺，他将主持南非宪法最后阶段的起草工作，这项工作将自夏季开始执行。最后，索罗斯悄悄插手，提供一架包机给高德史东，好让他往返于荷兰和南非之间，兼顾两项工作。

　　两年后，曼德拉写信给索罗斯，请教南非如何应付索罗斯之流的货币投机客。1998年9月21日，索罗斯回信说，保卫无法保卫的汇率终将徒劳无功，并且敦促这位南非领导人避免短期举债过多，而且必须严格监督本国的银行。

　　那年稍早，索罗斯飞往汉城，为了躲避媒体注意，他化名布朗（JamesBrown）投宿在一家饭店。接下来几天，他与韩国总统金大中会晤，建议他如何避开当时亚洲大部分地方隐然若现的经济危机。1998年11月21日，索罗斯陪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访问海地，并且接见岛上他的基金会人员。他也说服克林顿夫人在白宫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防止能够对抗多种药物的结核病蔓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