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联谊案艰难推进

　　《规定》操作性不强是此案推进艰难的主要原因，结果为法院迟迟立案留下弹性空间。《规定》仅仅是一只报春鸟，它真正为中小投资者带来一片春光尚需时日

　　本报驻沪记者　王丰

2003年7月29日，大庆联谊在《上海证券报》刊登公告称，“已接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股东诉该公司民事索赔案的传票，原告共计113人，诉讼标的为312万元，以上案件采用集团诉讼方式，开庭时间为2003年8月25日。”

该案案由大体如下：2000年3月31日，大庆联谊因违反证券法规，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其违规事实有二：一是欺 诈上市，二是1999年年报虚假。证监会的查处结论称，“大庆联谊编造虚假文件、利润的行为，构成《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条第一项所述的行为。”对于大庆联谊虚假陈述行为，证监会及时做出了处罚。

2003年3月，该案在哈尔滨中院正式立案。

大庆联谊案之所以受到各方关注，是因为其在国内首开了集团诉讼实践的先河，另一原因是它从立案到开庭经历了近半年的过程。

　　为何立案半年后才得以开庭？

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法院一旦立案受理民事案件，传票会在5日内送达被告，接下来的15日内为被告申辩期，一般而言，从立案到开庭的期限在1个月左右。《民事诉讼法》规定，从立案到最终判决要在6个月内完成。

大庆联谊案为何会拖延半年的时间才迟迟开庭？

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该案立案的过程。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法院受理了近900件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但是，有关各方发现总计800字左右的《通知》在很多问题上缺乏可操作性，高院随即在2003年1月9日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上海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郭峰和宣伟华担任了大庆联谊的诉讼代理。郭峰在北京，宣伟华在上海分别负责当事人的代理登记。

无论是郭峰还是宣伟华，一开始便决定采取集团诉讼形式，原因是集团诉讼较单独诉讼而言，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并且提高了效率，可以激励当事人的积极性，这在西方国家司法介入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中普遍使用。

集团诉讼主要有两个特点：某一方当事人受到相同情形的侵害；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具有共同的意愿，愿意组成一组，并推选共同的代表人进行诉讼。

最终，郭峰负责的北京诉讼团有113人，标的是312万元，宣伟华的上海诉讼团则有381人，标的是1000多万元。

为了抢时间等原因，宣伟华将381人分成两个案子，107人的诉讼案和274人的诉讼案，2003年1月27日———《规定》发布仅12天之后———前者在哈中院立案，并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例集团诉讼案；2003年2月17日，后者也随即在哈中院立案。

人算不如天算，2003年2月21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话告知上海国浩律师事务所，要求后者将大庆联谊民事赔偿诉讼案的381位原告细分成每10人或20人一组，进行诉讼。

这意味着，上海团的两个案子要拆分成38个或19个案子。

对于诉讼代理方来讲，不仅意味着重新提交更多的诉状，也意味着将交纳更多的诉讼费用和重新进行更复杂的工作。

对于原告方及诉讼代理国浩律师事务所而言，如果按目前的两组，诉讼费总计18万元，如果按10人一组审理，分成38组，则诉讼费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另外，按照《规定》第十四条：原告人数众多的可以推选二至五名诉讼代表人。也就是说，上海团的诉讼代表人数要增加到至少76名或38名，以这381名原告分布之广、情况之复杂，选择诉讼代表成为难题，而且这些诉讼代表的差旅费用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以上种种原因，上海诉讼团至今未能成行。

而回过头看北京诉讼团，2003年3月，按照哈中院的立案要求，北京诉讼团的113人分成5组向哈中院提交诉讼请求，并得到立案。

而即将于8月25日开庭的大庆联谊民事赔偿案，也正是北京团的案子，而不是早于北京团两个月立案的上海团。

现在看来，上海团的两个案子，很难赶在2003年8月25日之前开庭。按法院的办事程序，诉讼材料从立案庭，交到审判庭，审判庭再选承办人，直至向被告方送达传票，走完这一串程序尚需一段时间。

由于这两个案子从立案至8月末，都将达到6个月的期限，而且，如果哈中院给不出审判结果，自然有违常规。

进一步讲，对于大庆联谊案而言，审判时间越迟，执行方面的困难可能越多，该公司2003年中报已发布了预亏公告。

上海团目前的境遇看起来当然有点匪夷所思，有关人士则认为，根本原因是《规定》尚存在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以致操作性不强。

《规定》尚有真空地带2003年8月11日，上海团得到消息，案卷已由立案庭送审判庭。不过，哈中院方面仍然坚持原来的分拆方案。

按照《规定》第十三条：多个原告因同一虚假陈述事实对相同被告同时提起两个以上共同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其合并为一个共同诉讼。

《规定》虽然第一次肯定了起诉方有权选择单独诉讼或集团诉讼方式，但对于集团诉讼具体的操作方面，由于没有细化规定，法院在执行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可以有充足的弹性空间，也就是说，哈中院提出要以每10人一组或20人一组的方式审理，国浩方面没有理由拒绝。

具体而言，对于集团诉讼，至少有三个疑问在《规定》中没有作出说明：多少人以上为共同诉讼？怎样界定诉讼代表人的资格？诉讼代表人怎样推选？

此外，诉讼人的资格选择也是个问题。与之相关的是虚假陈述揭露日如何确定，揭露日的确定决定着诉讼人的资格。

根据目前的《规定》，揭露日的确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规定》第十八条中说：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拥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那么这个揭露日如何确定呢？

大庆联谊案避不开这道难题。因为至少有三个日子可以作为揭露日：证监会立案日；1999年4月20日，大庆联谊发布被查公告日；1999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发有关证监会调查大庆联谊案的报道。

选择这三个日子的原因是，证监会立案的次日，大庆联谊股票反而跳空高开。而大庆联谊发布受查公告后，该股大跌，中央电视台报道日，同样是大跌———毕竟股票的涨跌体现并决定着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和受损程度。

上海团最终选择了大庆联谊发布受查公告日为揭露日，当事人也由开始的679人缩减为现在381人。

除了上述关于共同诉讼形式方面的不可操作性之外，进入到审判环节时，在确定赔偿范围、损失计算等关键问题上，也有失公允并且不够科学。

对于《规定》，国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红兵认为，它是证券法关于民事赔偿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可以补充大法的不足，但它需要再上一个层次———《证券法》的修改。希望在新一轮的修改中，把行之有效的原则性规定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第二个不足之处是，仅仅谈到虚假陈述层面，而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尚无解释。

尽管如此，由于共同诉讼在国内是史无前例的，各方也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谁愿意代理共同诉讼案？

据了解，宣伟华律师团队在该案中，已消耗掉30多万元成本。如果加上机会成本，总计近100万元。

因为代理方与集团诉讼人采取零风险诉讼方式———事务所垫付诉讼费、成本费，官司如果打赢，事务所按获赔总额的一定比例提成。这种合同要约，加大了代理方的风险。

因此可以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愿意代理做证券市场民事赔偿集团诉讼案件的律师少之又少，而即便像郭峰、宣伟华所加盟的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也有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容许非诉讼类业务（证券发行、上市公司重组、并购等）与诉讼类（民事赔偿等）并行，一旦遇到两者发生冲突时（比如涉及同一个上市公司主体或关联公司），则诉讼类业务必须放弃。

无论如何，《规定》足可称为中国证券史重要的一笔，但是，目前看来，尚不足以为中小投资带来法律保障的春天，确切地讲，它仅仅是一只“报春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