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情文化

　　一般来说，人在穷急的时候，才可能去偷，所偷也无非是钱财实物之类。奇怪的是，还有一种偷恰恰是发生在富有的时候，那便是偷情。偷情者往往是比一般人产生出富裕的情感时才会出此下策。更奇怪的是，偷情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从宫廷到民间，偷情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隐私，以至成为一种文化。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偷情通常是在非正常的性关系之间进行的，譬如婚外恋、同性恋 、乱伦等。而偷情作为一种文化却是指不管性关系是否正常都要偷，发展到极致就是明着给都不要，偏要偷，竟到以偷为快，以偷为乐，不偷不足以过瘾。就像一些习惯于偷东西吃的人，偷上瘾后，便会觉得同样的食物自己家里做的不如偷来的好吃。

　　古代有部大讲隐私笑话的书叫《笑林广记》，其中有则笑话很能说明这种偷情心理：一位老古董商，总想偷自己的儿媳妇，好容易等到儿子外出，他便于半夜钻到儿媳妇的床上。老古董商兴奋异常，一通狂欢过后，“儿媳妇”却破口大骂：“你这老不死的，连一件旧货都认不出来，还算是个搞古董的！”原来儿媳妇的床上睡的是婆婆。

　　偷情文化除创造出大量的如孔子、秦始皇那样的私生子外，还培养了中国人极普遍的窥淫癖。古代大量有关偷情的民间传说、笑话，《笑林广记》有一大半是窥淫癖的产物。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中，描述偷情和窥淫癖的作品仍大有市场。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艺谋的电影和贾平凹的小说。张艺谋从开发《红高粱》中高粱地里的偷情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发掘女人脚部神秘的性敏感区域，张艺谋始终对偷情文化情有独钟。以静默为风格的《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不多的言语里却有这样两句话最受人注目，第一句是“我就是要讨个说法”，第二句是“咋光往要命处打哩？”这第二句话之所以受人注目也是借助窥淫情结。如果说张艺谋的电影部分地表现出他对偷情的兴趣和窥淫情绪的话，那么贾平凹的《废都》则像《金瓶梅》一样是一部建立在窥淫情结基础上的偷情力作。

　　偷情文化就是这样被窥淫者们创造得美丽动人。然而在中国历代的正统文化眼里，偷情却又是一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属鸡鸣狗盗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位产生于偷情的私生子孔子最早主张“乐而不淫”；正是孔子所开创的那种文化立下了“男女授受不亲”和“万恶淫为首”的国规。如果人们要认真追溯偷情文化的历史根源，可以说，主张无欲无性的孔子文化正是偷情文化的真正根源。其原因在于孔子所代表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回避、甚至掩盖了人性的存在，反而正是由于这种人为的压抑和遏制而存在得更加旺盛，并且会以某种恶性的、爆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会使张生与莺莺这样一对有情人不能明媒正娶，而只能去跳粉墙偷情，一种不健康的文化将所有健康的爱都变成了偷情。

　　偷情，就像一枝罂粟花，美丽而邪恶，开放在中国文化的旷野里。它的美丽来自人性的阳光和水分，它的邪恶来自它赖以生长的土壤，来自一种文化。它用自己真实的存在和邪恶的美丽告诉人们它需要一方健康的土壤和合理的养分，需要一种充分尊重人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