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陛下》到《王室》：立宪君主的意义在哪里？(图)

王尔山　　1944年出生于英国南方港口城市布里斯托的罗伯特·雷西自称历史作家里的“方法演员”，他说这是因为他推崇实地考察，比如他曾为研究沙特阿拉伯而举家迁往该地，一住就是18个月，完成记录当地统治者沙特家族历史的《王国》（沙特阿拉伯是当今世上惟一用统治者姓氏命名的国家）。

　　历史作家能不能用“方法演员”形容暂且不去追究，但雷西能把历史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本事却是由他的著作的畅销成绩确认了的，这不仅因为他喜欢历史，而且多年担任《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和编辑，知道读者对什么感兴趣。

　　比方说，他会在人类进入新千年前夕想到公元1000年的英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假如僧侣不许说话，他们怎样进行交流，在没有钢筋水泥构筑的监狱的前提下怎样惩罚违法者，为什么七月会有“饥饿之口”的别名，等等。与丹尼·丹茨格合作解开这些问号，完成《公元1000年：一个英国人的世界》。连续32周名列《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排行榜，《纽约客》杂志称其“令人着迷”，英国广播公司（BBC）还以此书为蓝本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1999年夏天开始播出。

　　几乎与此同时，雷西还从1997年4月着手创作《王室》一书，2002年春天出版，赶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50周年金禧庆典。一般认为这是1977年作者为纪念女王登基25周年银禧庆典而出版的《陛下》的续集，然而按照作者在《王室》后记所说，这是一本全新的书，不仅加入最近25年发生在白金汉宫的故事（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曲折人生），更重要的是证明在位而没有任何实质统治权的立宪君主有什么意义。

　　25年前的《陛下》

　　伊丽莎白二世作为传记主人公，在作家看来是怎样一个人？雷西在《陛下》的前言说，假如她不是女王，就不会有人为她写传记，而这在那些了解她的人看来就是一件憾事，因为她贤明仁慈，而且非常谦虚，使她的品格显得更加令人钦佩。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问题是，传记作者假如对他要描述的主人公抱有如此鲜明的态度，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怎样影响，比如说，他会不会为了证明自己的态度而有目的地挑选那些符合自己需要的材料？

　　雷西承认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当今英国女王的作用不在于治理（rule）英国，他说，跟她的大权独揽的前辈伊

　　丽莎白一世不同，她做的只是在位（reign），这是将她与截至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君主区别开来的关键，而我们若想弄清立宪君主的作用，首先就得学会分辨这两个单词。她不是一个掌握实权、有权可行的执行官，她是一种象征，向国外和国内人民体现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好的方面，其作用就跟一面旗帜差不多。

　　她做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的确，她没有实权，不能跟前辈伊丽莎白一世相比，也不能跟首相托尼·布莱尔相比，她必须签署政府“建议”她签署的一切文件，就连她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也不例外，这是宪法的规定。《陛下》引用一位博士的评论，说这好比“我要把你从三楼扔下去，并且‘建议’你摔在院子里”。不过，即便宪法的规定令人啼笑皆非，雷西说，然而在女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在位期间，她体现的责任感、献身精神和尊严已足以使英国人民相信，能有这么一位立宪君主向世界乃至本国人民代表英国和英国人民，真是值得自豪。

　　这是女王的工作，是她的生活的一方面。另方面，作为一个母亲，女王大约做得没那么成功，实际上她是受到批评的。虽然雷西并不认为孩子的挫折都要归咎于母亲，但他也不打算宣称女王是一个完人，他认为她有缺点，会犯错误，但她能克服这些问题，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因此高度推崇她，认为她是英国的当之无愧的代表。

　　至于这么一种毫不含糊的推崇态度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雷西说不会的，因为这种态度不是本来就有，相反，动笔前他对王室和女王是非常怀疑的，甚至是批评的，认为那不过是名流明星之类的人物，相应地也就只有名流明星的装饰作用。还不止这样，他说，比如她毫无实权，却坐在国家最高象征的宝座之上，真是莫名其妙。

　　直到他着手研究他的主人公，才发现女王远比一般想象有趣得多，而他也认识到，让一个没有实权的人担任国家的代表和首脑是一个美妙的设想。因为宪法规定这个人没有实权，他或她就不会陷入权力纷争，可以安心承担体现国家及其好的方面的工作。

　　至于怎么想到研究王室，雷西说，那是大约30年前的事。1960年代，确切说是1963年，从那时起人民不再把王室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相反，越来越多人开始嘲笑王室，说他们跟不上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例子之一是当时仍然垄断王室新闻转播权的BBC在一个回顾上周大事的夜间节目里安排主持人在英国国歌伴奏下报道说王室游艇缓缓下沉，依然保持灿烂笑容的女王在水里奋力挣扎，她的丈夫在跟船长说着什么……这段插曲后来在同样拥戴女王的澳大利亚变成一台话剧的一部分，一名默默无闻的女演员因为首次在舞台上扮演英联邦首脑而载入史册，而扮演女王在当时的伦敦剧院还是不得触犯的禁忌。

　　不过，嘲笑归嘲笑，却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王室及其作用，知道它为什么存在。雷西说，所以他打算以王室为题材，研究这个古老而难解的谜。

　　这就是《陛下》的由来，赶在1977年女王登基25周年推出，作为首部深入剖析女王及其成长历程的著作而引起轰动。

　　从《陛下》到《王室》

　　25年后的《王室》与《陛下》相比，雷西认为最大区别在于时间段。《陛下》截至1977年，而《王室》跨越2001年，涉及查尔斯与戴安娜、安德鲁与弗吉的两段戏剧般的婚姻故事以及白金汉宫的改革，不仅包含前一本书的主要内容，而且上溯更远，从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说起。

　　要知道，雷西说，英国是一个敢砍国王脑袋的国家（查尔斯一世就在1649年被推上断头台），然而从维多利亚女王开始，人民意识到，一个女性国家首脑虽然没有实权，却能激发感情，这就是现代立宪君主的意义所在。

　　新兴的大众媒体促成了这一转折。

　　《王室》第一章“首位赢尽民心的女王”写道，感情是维多利亚女王带给英国君主制的一种新元素。在她即位前，英国对自己的君主没什么好感，比如她的两位衰弱迟钝的舅舅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然而在她从1837年到1901年的在位期间，她证明她的存在的意义并非来自她在治理国家的过程所起的相对较小的作用，而在于她的激发集体好感和爱的能力。

　　“爱是一种大有赚头的商品，”雷西写道，“而且证明对19世纪的媒体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他举了一个例子：1842年5月，一名持枪男子两次企图刺杀女王，未遂，被警察逮捕，整个英国松了一口气，通过无数满怀激情的效忠讲话和报道表达出来：“让我们……尽情表达忠诚与愉快的祝贺。”《伦敦新闻画报》作为现代画报的先驱毫不隐瞒自己的感情，将女王描绘成浪漫小说的女主角，说她“寄托了人民的爱戴”，是“人民的爱的焦点”，“这片土地的不断跳动的心脏”的幸福源泉……媒体通过大量图文并茂的报道造成一种幻觉，使读者相信深宫内院的名流只是咫尺之遥，我们不仅“认识”他们，而且“了解”他们，“拜印刷技术与爱的权力所赐，哪怕你们的身体其实相距遥远，精神却可以靠得很近。”

　　雷西认为，围绕女王遇刺而产生的热情证明“人类行为的一个古老而深刻的真相，即人总是希望有人给自己去爱”。有可能，毋庸置疑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因此成为首位具有现代意义的名流，还是国际名流，因为邮票问世使她的容貌在19世纪90年代随着英国邮票流传世界而广为人知。她自己也被包括媒体在内的人民的热情感动，1882年回顾往事还会由衷地说，“即便遭到枪击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可以看见自己怎样被大家所爱。”

　　王室当然知道怎么投桃报李。1886年夏天，他们在筹备次年女王登基50周年金禧庆典之际特意在庆典主场地西敏寺为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划出“媒体区”，共计90个席位，成为已知最早的在活动中为记者预留席位的记录。

　　可见英国王室与媒体的关系还算有一个相当甜蜜的开始。

　　从英国到美国创立君主制是为了赋予君主极端的权力（extremepower），雷西指出，立宪君主的特征却

　　是极端的无权（extremepowerlessness），后者之所以可以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代表国家公认的价值观。只要你仔细考察现代国家的政府及其包含的权力与复杂性，他说，你就会发现一个共通之处，即人民需要一个代表，一个代表公认价值观的可以激发集体感情的代表，这可以是一面旗帜、一个政治家或一个跟你们中国一样历史久远的王室。

　　比如美国，雷西解释道，他们说他们的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但别忘了，总统不是一个人站在国家权力的最高处，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第一家庭”，有妻子、孩子，还有宠物。大家希望看见

　　那里生活的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和价值观，过一种符合国家价值观和理想的生活，不仅代表政府，而且和自己一样，生活有起有伏，有失误，也会吸取教训，简言之这个“第一家庭”的作用其实跟英国王室差不多。

　　说到美国，为什么作家要在今年夏天专为美国发行一个新版本，题为《君主》，这跟文化差异有关系吗，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

　　雷西说文化差异当然存在，关键在于美国人普遍认为英国女王和王室是一种点缀，好比喝咖啡用的糖，而他要证明这是不对的，王室比他们想象的更重要，也更有价值。比如美国人觉得讲究家族血脉相承的君主制过时了，拿君主制开玩笑，却没意识到他们自己也有许多糟糕的同样是血脉相承的家族王朝。最近一个例子是上一次大选他们选出了布什，他恰好是一位前总统的儿子，不久前这个儿子还向伊拉克开战，结合老布什当政时期的做法，可以认为这是儿子在为老爸打仗。美国的国内政治也一样，比如眼下布什家族跟克林顿家族较劲，因为后者出了一个希拉里，她是民主党，要从政，布什家族是共和党，是她的对头———美国人说他们是民主政治，可他们不能否认，在他们国家，一人当总统，全家都沾光，包括妻子、儿子，等等，所有人都会因此获得额外的政治加分。

　　在王室与媒体之间《王室》最后的“来源与参考书目”，作家在起首处引用女王祖父乔治五世的话，“所有写书的人都该关起来”。对此，雷西笑说这首先是一个笑话，反映王室对媒体的态度。不难理解，王室跟媒体（包括以王室为题材的作家）的关系是爱恨交加的；至于王室与媒体的关系怎么会在维多利亚女王一去世就变了味，《王室》试图证明，王室成员可能比媒体本身更早意识到媒体在王室的生活将会扮演怎样的双重角色。早在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女王因为夫君患病去世，悲痛过度，逃到苏格兰的巴尔摩勒尔堡闭门不出，她的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闻讯写信劝她不要任性，早日回去面对公众，“英国人很讲究个人接触，要想继续爱他们，就得让他们看见你。”

　　英国索利斯伯里侯爵、后来出任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的罗伯特·塞西尔说得更透彻：“要想维持来自好感或所谓忠诚的力量，离不开几乎不间断的曝光。”雷西指出，这意味着没有隐私，放弃隐私，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王室》以大量生动而有趣的例子证明王室与媒体在过去两个世纪如何相互利用，如何挣扎于这段爱恨交加的关系。

　　从记者到历史作家在被问到乔治五世说的“写书的人”跟记者是不是一回事，雷西给予肯定回答，接着讲了这么一件事：在他接触王室故事之前，他写的是历史题材，而在他的第一本王室传记《陛下》出版后，白金汉宫媒体办公室一位官员对他说：“雷西先生，当初你是以历史作家的身份来找我们的，但你的书看上去更像出自记者的手笔。”当时他还真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一笑带过，现在他会说这两个职业并不矛盾，差别仅仅在于材料不同，标准始终如一，即努力寻找事实，查清真相，提炼教训。好的历史著作应该跟新闻报道一样，生动、有趣，逻辑清晰，引人入胜，而好的新闻报道应该跟历史著作一样精确。

　　说到查清真相，这跟报道真相是不是一回事，报道过程有没有人道主义的考虑？比如《王室》第7章“退位”给出了1936年1月20日深夜乔治五世的御医道森爵士为国王开的致命针剂的具体配方和剂量，有必要说得那么详细吗，有没有想过读者可能模仿？

　　雷西解释说，乔治五世死于针剂而非疾病的秘密保守了50年，直到御医死后多年才由他的传记作者披露，立即引起御医是否犯有杀人罪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而要想证明御医有罪或无罪，关键在于这一针的剂量是不是足以致命，雷西不得不列出这一配方。

　　至于从1997年春天着手写《王室》到2001年年底最后完稿，其间遇到的最有趣的事，雷西说，应该是布什当选后首次访问英国。在2001年春天，总统后来承认整个旅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跟女王在白金汉宫共进午餐——想想看，雷西说，一个美国总统，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却因为能跟女王一起吃饭而感到如此激动。再联想到那年秋天发生了“9·11”事件，白金汉宫的午餐很可能成为他那一年最愉快的回忆，而这是不是可以证明王室至今仍是一个诱人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