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市场上寻找银行“负责人”

　　专家认为，弥补巴塞尔新协议差距不能操之过急记者 赖小萍　实习生 游松枝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公开了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如纳先生的信。信中，刘明康表达了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实施老协议可能还是现实的选择”的观点。

　　那么这份三易其稿代表了资本监管的大方向的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影响到底有多大，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主任赵锡军教授。

　　我们需要朝国际规则靠拢

　　记者：中国银监会主席公开对巴塞尔新协议征求意见的意图是什么？是仅仅表明立场还是银监会下一步会有什么新的举措？

　　赵锡军：巴塞尔协议是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的一个划时代文件，它可以说是国际金融界的“神圣公约”，适用于所有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机构。巴塞尔协会拥有10多个成员国，在整个银行业中分量很重，每次的巴塞尔监管委员会都要围绕协议征求各成员国的意见，这已经成为一个惯例。

　　我们国家虽然不是成员国，但是我国的银行业正在快速发展之中，又面临着加入WTO后的激烈竞争，银行业也开始逐渐向世界开放。我国银行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际信誉以及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管理外资银行，必然要按照国际规则来办事。

　　打个比方说，我们到国外，人家说我们没有履行国际规则，我们就很难走出去。人家到我们这里来，也会碰到很多麻烦。所以我们需要努力朝国际上的规则靠拢，这必然要保持对国际银行业新规则新纪律的高度敏感性。

　　新协议对银行要求更高

　　记者：对中国的大多数银行来说，新协议提出了补充资本金的更高要求。如果以中国资产质量最好的银行来作对比，距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还有多远？

　　赵锡军：从协议的内容看，新协议对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的要求没有改变，资本充足率中处于分子位置的关于银行资本构成的规定也没有改变，变动的是处于分母位置的对风险资产的核定方法。

　　新协议的内容更加丰富，风险资产的划分和资本金的配置方面更加灵活了，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了更多的衡量资本充足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从而使巴塞尔委员会的资本充足框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来适应金融体系的变化，以便更准确及时地反映银行经营活动中的实际风险水平，及其所需要配置的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比如说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风险测度工具，而不一定是巴塞尔协议提供的。

　　对于我国大多数国有银行来说，由于风险管理较差，如果按统一规定配备资本金难度会很大，所以应根据银行不同类别的资产及其自身的风险程度来计算。

　　解决资本充足率的途径有很多，包括上市，发行股票（债券），国内外私募等多种多样的选择。

　　银行需要真正的“负责人”

　　记者：目前我国银行业离巴塞尔旧协议的要求尚有很大距离，现在又出来一个新协议，差距又进一步地扩大。虽然刘明康主席在意见上表明中国近期内不会履行新协议，但新协议作为国际银行业的“通行证”，现有的差距会不会对中国银行业的国际业务方面的发展造成影响？

　　赵锡军：事实上，我们一直没有履行旧协议，因为我们确实离国际上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银行业存在的两大问题就是，第一，缺乏对投资者和银行经营成果的最终负责人。这个“人”不能是国家的金融工委，人民银行，也不能是银监会，因为他们都不参与市场运作，也分不到利润，因此只能到市场上来寻找这个负责人。

　　巴塞尔协议也在不断的修订之中，必然会对我们的国际业务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们毕竟正处于一个过渡期，也在努力地弥补这个“缺口”，不能操之过急。

　　对银行信息披露有更高要求

　　赵锡军：巴塞尔新协议对信息披露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去年开始，国家就要求四大银行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这点工商银行做得比较好。从原则上说，信息披露的主体是投资方，而四大国有银行都是由政府来投资的，所有的储户都是股东，都享有要求信息公开的权利。但问题是只要银行是政府性的机构，就不可能做到信息的完全透明。

　　银监会主要职能是对银行的经营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管，只能要求银行向其报告相关信息，并没有要求向公众披露，所以它在促进信息披露的方面不会有很大作用。

　　因此问题只能通过银行的商业化来解决，银行要在市场上选择要对股东负责的投资者，股东也会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要求投资者披露信息，信息披露制度方面才会得到最终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