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阐明：所有的产业集群都是好的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我必须阐明：所有的产业集群都是好的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8月11日 11:15 中国经营报

　　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ter)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策略大师。自26岁起便任教于哈佛商学院(HarvardBusinessSchool)，成为该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长聘教授；他还获得哈佛大学颁发的最高荣誉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资格，成为该校历来第20位得到“镇校之宝”殊荣的教授。波特曾是美国李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的委员，更是世界各国政府与企业争相咨询的知名顾问。

　　迈克尔·波特访谈录

　　“五种力量”、价值链及竞争战略

　　廖理：您在战略管理领域发明了许多分析工具，譬如五种力量分析、价值链以及三种竞争战略等。这些工具在用途上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波特：我提出过许多概念，它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试图去理解某一特定市场中的竞争，我认为竞争原则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任何市场，尽管政府可以对市场进行干涉和扭曲。

　　在理解市场和企业运作方面，我的理论由两部分组成：

　　首先是产业，所有企业都在某一产业中竞争，“五种力量”是分析产业竞争的工具；另一部分则跟某一具体公司发展的优劣有关，价值链是分析这一问题的有力工具。

　　我将价值链的概念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提高运营水平与改变战略定位之间的区别，将这些框架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对市场竞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此外，你还得考虑如何将价值链在地区之间进行分布以及如何协调各地区之间的活动；一旦涉及多个地区，你就得理解地区对竞争的影响，这就是“钻石理论”的切入点。

　　廖理：这些理论框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波特：总的来讲，这些框架是互补的，它们反映了公司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我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针对企业问题的，即“企业应该怎么做”；但你们可能知道，我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了“政府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上，研究如何建立国家竞争优势。

　　所有这些概念和分析工具几乎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廖理：对于这些分析框架和工具，我们应该怎样使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波特：我认为，所有这些概念和分析工具几乎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当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差异，最常见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对市场力量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是强加的，而不是由买卖双方谈定的；企业能否进入某一行业取决于政府规定，而不是行业本身的进入壁垒———即使这样，你仍然能用“五种力量”的概念进行分析。

　　在我看来，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政府通过其他力量对竞争产生影响。所以即使对于政府干预严重的产业，你也能用竞争分析工具非常清楚地理解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商业环境比较落后，有些在发达市场中必备的东西，比如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等，在那里根本就不健全。因此有些企业战略对发达经济不适用，但却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适用。

　　以跨行业经营的控股公司为例。我过去曾指出，发达经济中的企业不可能靠同时在许多互不相关的行业中投资获得优势，因为股东们能利用资本市场将其投资多样化。但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发达，管理水平低下，也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因此控股公司能够发挥一些特殊作用。我们越来越觉得，企业战略与商业环境息息相关，过去许多人认为可以将发达经济中制定企业战略的方法直接照搬到经济中去，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中国企业家的双重任务

　　廖理：从竞争战略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管理者们应当注意什么呢？

　　波特：我觉得他们应该具有双重任务：在发展中国家，管理者不仅要关心公司自身的发展，而且还要关心集群和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缺乏集群，这样就对企业战略造成了很大的限制———如果在当地得不到材料供给，你只得进口这些材料，这样就很难获得高效益。所以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们应注意建立高质量的商业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必须建立集群，同时和政府协作，说服政府，告诉政府如何建立高效的商业环境。当然管理者们总得关心自己的公司，为其制定良好战略。

　　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经常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过多地围绕廉价劳动制定企业战略，而对尖端的产品和服务重视不足；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过多依赖于模仿，而不去开发独特的公司战略，而常常倾向于照搬西方公司，甚至其他当地公司的做法。如果只这样做，一个国家不可能繁荣昌盛；如果只是在低成本上竞争，或是单纯模仿其他公司，你很难极大地提高生活水平；要达到高生活水平，你必须把优势建立在尖端的产品、高效的流程和独特的企业战略之上。

　　竞争战略新思路：建立产业集群

　　廖理：您提到产业集群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很多国际性的集群已经形成了，它们大部分都处在发达国家，比如说华尔街和硅谷。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面临这些挑战？它们能做些什么？

　　波特：应当从全球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纵观在不同的竞争水平上的产业集群，对某些产业来说，竞争最激烈的集群，可能是最好的战略地点，比如计算机行业的硅谷。同时，也存在区域性的集群，比如在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有一个信息技术集群———那儿有一家英特尔公司的工厂，它的产品供应拉美市场。一群供应商，包括电子公司和软件公司，开始聚集到这个工厂周围。它不是世界级的集群，但是在供应拉美市场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集群。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每个产业一般都有不止一个集群，通常会有两三个，每个集群针对一个特定的市场建立。在医疗设备方面，麻省有一个集群，明尼苏达有一个，加州有一个———它们各不相同，针对不同的市场缝隙而建。所以，我认为在新兴经济里，集群可以从国家中心发展为区域性的中心，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终有可能演变为国际中心。通常国际中心不会垄断整个产业，只会占领一部分市场。

　　另外，发达经济里的集群也是不断兴衰变迁的，它们不会永远繁荣下去，尤其是当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或者是产业中发生技术革命的时候。所以在考虑集群的发展时，要全面地看问题。

　　廖理：看来，竞争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而且国内的集群之间也存在竞争。

　　波特：对。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点之间会有竞争，在国家之间会有竞争，竞争来自于方方面面。

　　廖理：一般企业，是不是都向已经存在的集群迁移？公司能否帮助政府培育集群？

　　波特：通常来讲，在集群的周围，新公司会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如果在某个地方有四五个电子公司，你往往会发现更多的电子公司将在那个地方出现。我认为，不论是哪个产业的公司，都应当想方设法在自己周围建立起集群。

　　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的旅游公司，提供去长城的旅游服务，如果有一个完备的集群，你会成功得多，因为你不再是单抢匹马———在集群里，有人提供高质量的旅馆，便利的交通，政府承担清洁长城的工作，创造一个优良的环境。所以任何产业的公司都可以从集群中获益，即使它不是一个世界级的集群，而只是一个国家内的地区性的集群。

　　政府对集群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私营部门必须起带头作用

　　廖理：政府在建立集群的过程中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集群是自己形成的吗？

　　波特：首先我必须阐明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

　　克鲁格曼的产业政策理论认为：有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增长和生产率发展前景，因此政府应选取这些产业去形成集群，集中力量发展这些产业，其他的则让它们自生自灭。

　　我的理论则说，不是这样。生产率是繁荣的决定因素，任何产业，任何集群，如果使用先进的技术，有受到良好培训的人员，都能提高生产率———你可以通过制鞋致富，也可以种庄稼致富，只要是用先进的方法从事这些行业———所以集群都是好的，不应挑选集群，而应该扶持所有的集群。集群理论认为，不要去干扰市场，扭曲竞争，而应去寻找制约集群发展的因素，着手加以改进。如果集群的发展受到技能短缺的限制，你应设法解决教育培训的问题；如果受到低效的后勤设施的制约，你就应当去建设基础设施，等等。这是我的观点的第一部分。

　　政府在什么时候应该干预？如何干预？我坚信集群的兴起需要一定的市场基础：首先要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引致一些公司的产生，这样就保证了该产业的发展不是无本之木；一旦集群出现了之后，许多工作都可以由私营企业自行完成。

　　关于私营企业的集体行动，我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我认为：集群中的公益事业是可以由私人投资完成的。—般的公益理论则认为，公益活动通常是由政府完成的———我争论说，在集群理论里可以找到私营企业集体通过贸易协会或商会从事公益活动的动机，所以产业自身可以承担创造集群的任务。同时，我也认为某些建立集群的工作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落在政府的肩上，政府通常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负责建设基础设施，人员培训和教育———我认为政府的确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以促进集群的发展，不过，在我看来，政府对集群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私营部门必须起带头作用，公私合作非常重要。

　　可以这样看集群理论：传统的竞争观点认为：政府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促进竞争，而公司在此大环境下自行其事；集群理论则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政府不该去帮助某家公司，因为这是在扭曲竞争；政府也不该去选择发展哪一个集群。但如果政府能够通过集群理论来认识到制约公司发展的种种问题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它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集群理论的精华所在。

　　我对中国的建议

　　廖理：有关国家竞争优势的问题———您提出了“钻石理论”，而且还向印度、南非等许多国家提过建议。在发展国家竞争优势方面，您对中国有何建议呢？

　　波特：为取得高速增长，发展中国究竟需要做些什么？我认为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有正确的竞争模式，有些发展中国家不能摆脱旧的思维定式如替代进口产品，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等等。我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调整思路，懂得繁荣和发展来自于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又在于自由竞争、开放贸易、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等等。其次，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私营部门自扫门前雪，把其他事情都推给政府去办；可是许多事情政府常常不能自己胜任，因此私营企业与

　　政府部门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再次，建立适当的法规和激励机制是很关键的，要想取得成功，一个国家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提倡竞争，相信竞争是件好事，可是由于既得利益以及旧的思维方式，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避免竞争，不能维持竞争的公平性。

　　我要再说一点，就是要将经济改革持续下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由于存在既得利益，经济政策有很大的惰性，我们发现，发展得较好的国家一般都建立了一个独立于政治程序之外的经济发展机构，比如麻省(虽然麻省不属于发展中国家)最近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建立了一个新的介于政府和商业团体之间的机构，称作“州长经济增长委员会”。这样，谁是州长、哪届政府在台上、谁经营某家公司，都不重要。我们有一个常设的机构，在那儿推行下去。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需要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政府会一届一届地换下去，每个人的政策都不同，如果让政策左右你，那么你不会取得很大的进展。所以我认为学术机构在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不会忽左忽右。

　　廖理：您如何评价自己？

　　我把自己看成是经济学家———我有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所以我试图影响经济学理论。我觉得，影响经济学理论要比影响企业实践更困难。因为商界人士能够意识到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的复杂性，他们懂得这些框架的价值。经济学研究中，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进行简化并做一些重要的假设。这对某些研究，如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是适用的，但是当深入到产业竞争中去时，我们发现根据这些简化的模型所提出的建议对企业参考价值不大。从长期来讲，我想把自己这些对竞争进行深入研究后取得的成果融入到有关市场竞争的经济学理论当中去。不过现在这才刚刚开始。

　　本文根据作者在美国专访波特教授的记录编辑整理。

　　廖理，现在北京工作，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金融学副教授。

　　汪韧，现在香港工作，瑞银华宝香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陈璐，现在纽约工作，德意志银行证券公司高级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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