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断“韩风”萧萧送别“赶超”模式

　　日前，韩国大企业集团及其企业家的兴衰再次成为传媒焦点。今年以来，韩国第三大企业集团SK集团实际领导人崔泰源因涉嫌作假账而被捕，SK集团面临破产危机，韩国第二大企业集团———大宇集团前董事长金宇中则流亡国外，大宇集团也宣布破产；最令人震惊的消息则是，韩国最大的现代集团2000年一分为三之后，郑周永之子———韩国现代峨山集团的掌门人郑梦宪自杀身亡。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国人开始重新思考曾经被我们追捧的韩国赶超模式。

　　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标志着“韩国模式”在国家层面上的崩溃，那么，这一连串儿的事件则意味着“韩国模式”正从企业层面上冰释。东方官本位的文化，以及强势政府的构造，让韩国政府很容易出于战略考虑，对私营企业同样施以重手，提出各种指导目标。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韩国经济渐渐偏向赶超战略，热衷于扶植大企业去发展资本密集程度超过其要素秉赋结构的产业，全力推进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增长政策，并通过引导银行信贷高度集中于这些政府极力扶持的企业，来对企业拔苗助长，形成韩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众所周知，汽车是美国的一个标志，美国之所以成为汽车生产大国和强国是因为有比较优势。而令人叹奇的是，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70年代末，几乎在汽车一生产时就把汽车卖到美国去了，而且还占了不小的市场份额，从这一点说，韩国人替发展中国家争了一口气。但实际上韩国卖多少年亏多少年，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因为汽车是一个资金、技术密集产业，而韩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只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根本就不具有发展汽车的优势。

　　韩国不计成本的赶超模式还表现在企业对技术的选择上。比较一下韩国IT产业最著名的三星电子和台湾IT产业最著名的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的表现就能说明问题。三星电子以开发技术等级比发达国家开发的计算机中央处理芯片低一档的记忆芯片为主；台积电在初创时则在公司章程里明确规定不作研究开发，主要依靠引进技术来发展。从产业等级看，台积电不如三星。然而，从经济效益看，1997年台积电的毛利润达7亿美元，净收入6亿美元，资金利润率达到16.5%；而三星电子虽然在1997年的营业额为153亿美元，毛利润为48亿美元，但因每年要投入10多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和高额的管理、销售支出，其净收益仅为1.02亿美元，资金利润率仅0.6%。由于台积电资金利润率高，投资主要靠自主资金积累就够了，而三星电子的资金利润率低，自我积累的能力低，投资不得不靠借债，至1997年资产负债率已高达223%。

　　除三星外，在1997年，韩国30家主要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350%，有些竟然达到1200%，而资金利润率却非常低，达不到0.5%。三星等企业之所以走上不惜成本只顾扩张的道路，多数情况是因为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背后的强力推动，是因为政府“无限担保”所导致的头脑发热。

　　我们知道，亏损企业必定要寻求外部输血，否则难以为继。在韩国，开始时是靠国内资金补，让国内金融当冤大头，当国内资金用完以后，就开始在国际上借钱，最终某个危机信号闪现，信心即告崩溃，债务链条中断，于是爆发金融危机。

　　这个时候，惟一可掏钱的救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而不免被迫签“城下之盟”。知道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怎么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吗(IMF)？

　　“I’mfired(我被解雇了)！”

　　一句话道尽金融危机中人们的几多无奈与悲惨。

　　但韩国模式的诟病并非韩国所特有。其始作俑者其实是日本。对于“日本模式”及日本病的总结，学者们归纳为三大要害：无所不在的政府干预、普遍的预算软约束以及集体负责下的无人负责。这三条，韩国都沾了，只是在扶植大企业大集团这一条上，韩国做得更加极端，因而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加惨重。日本、韩国之后，亚洲有许多国家都要向日、韩学习。中国是其中最热衷的一个，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我们看到，一度有很多人着迷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主办银行制度”、“窗口指导”之类，着迷于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大企业大集团战略”，着迷于新加坡所提供的所谓“亚洲价值”等等。

　　中国的幸运在于制度学习上的后发优势。不过，中国的危险从未远去。总是有许多渴望超越市场经济规律的精英人士，他们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由，要求政府帮助打造“航空母舰”，而丝毫不谈人家的“航空母舰”都是自己长出来的，而政府打造出来的航空母舰，像韩国这

　　样的，却不免翻船。(相关报道请见E1～E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