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取向转向就业优先

　　李慧莲

　　被专家学者们呼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就业优先政策成为现实政策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国家发改委秘书长张晓强日前表示，中国政府将把扩大就业作为各项经济工作的优先目标，并将长期坚持下去。他是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向外界透过这一消息的，他说，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要调整发展观念，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使 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

　　就业优先，这意味着，国家将充分就业这一宏观调控目标排在其他宏观政策目标之前，甚至包括经济增长。

　　宏观政策包含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在不同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往往有不同侧重。1993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取向经历了“软着陆”时期的物价稳定、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促进增长等不同阶段。考虑到目前就业的压力，而且单纯的通过增长来带动就业已不可能完全解决未来的失业危机，宏观政策取向从促进增长转向就业优先是明智之举。

　　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从中、短期趋势看，就业压力有增无减。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中国劳动力供给正处于近年来的高峰期，每年新增1000多万劳动力，2003年又比上年多200万人。

　　巨大的就业压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国家信息中心的专家们认为，这将造成社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实际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每高出自然失业率一个百分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就低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3个百分点，按此推算，我国潜在经济增长应比目前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高若干百分点，但实际情况是目前增长8％还需扩张型经济政策的支持；其次，失业率过高有失社会公平。失业增加是经济社会变革过程中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让少数人——失业者承担损失（或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失业率上升进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是说，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业问题，再高的经济增长将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也不能称之为健康的。

　　过去，我们为更多追求经济增长常做的一个注解是：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增加就业机会。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掂量一下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这种模式所付出的代价。仅从财政角度看，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自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998年－2001年分别是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这4年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合计为7．0个百分点，共解决了400万－500万人的就业问题，但财政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4年中共发行国债5100亿元，相当于每解决一个人的就业问题，财政就要背负约10万－13万元的债务。有专家预测，假设就业对国债投资增长的弹性系数不变，并且靠国债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就业增长的话，“十五”期间，解决约1／5的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1600万人左右，将需要16000亿－20800亿人民币。这将是中国财政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重负。

　　此外，有研究表明，在主要侧重于促进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被削弱了。这说明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

　　有专家指出，经济的增长、投资的扩大能否扩大就业机会和社会和谐发展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取决于增长模式的战略取向。国际经验表明，国家在战略目标上的选择不同，在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力度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其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鉴于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应该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就像谢伏瞻先生在《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增加就业的途径》一文中所说的：“在本世纪头20年，扩大就业始终将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