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上海三郊设三年目标

　　本报记者 李芃

　　8月4日，记者在上海嘉定菊园新区副书记杨小弟的办公室里，看到了新鲜出炉的“嘉定新城建设与菊园新一轮发展”材料汇编。装订精良的材料封面上赫然印着“2003年7月”的字样，除了《菊园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三年行动纲要》和相关的系列文章外，材料里甚至包括了新区所辖的永胜村、皇庆村等五个基层村的三年行动纲要。

　　这只是嘉定、青浦、松江三个区近期动作的一部分。7月11日，青浦区原则通过了《青浦区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2005三年行动纲要》；7月25日，松江对已出台的《松江新一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进行细化；而嘉定区区长金建忠也在7月15日的会议上表示，嘉定正在“山河重整”。

　　据透露，“嘉、青、松”三区近期分别通过的“三年行动纲要”，是各区为实现新一轮发展目标的实际行动。有消息说，三区曾向上海市政府保证，将用三年时间使各区GDP总量在2002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去年浦东新区除外高桥保税区外的水平，即达到或接近400亿元。

　　发展郊区

　　坊间并不单纯地将“嘉、青、松”三区“三年行动纲要”视为上海郊区经济的崛起。流传颇广的一个说法是，上海要借这三个区截流住外资，以便和邻近的昆山、苏州等地竞争。对此，嘉定菊园新区副书记杨小弟无奈而宽厚地一笑：我们这里的工业用地价格约在每亩25万元，从硬碰硬的商务成本而言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杨小弟告诉记者，这25万元中土地征用费和土地使用费各占一半。嘉定区征用土地、把一个农民变为居民的平均成本是9万元，安置一户农户约需要50万元，动迁费加上“七通一平”的开发费用，每亩土地的成本在30万元左右。“因此我们的土地价格根本没什么下降的空间”，杨小弟的言外之意非常明了。

　　参与上海市政府决策的专家表示，上海市“九五”期间的发展重点是市区，“十五”期间的则着重转向郊区的发展；在其周边的几个区当中，以嘉定、青浦、松江的经济实力最为突出，因此这三个地区先大张旗鼓地发展起来也属理所当然。

　　在日前举行的嘉定区三届二次会议上，区委书记陈先国将该区定位于“具有高科技水准、综合辐射功能、枢纽型的现代化中等城市，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区域性核心城市，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之一”。根据这一定位，嘉定已经初步规划了中心城、制造业、物流业和汽车城这四大板块，菊园新区就是被包括在中心城范围内，以发展教育、医疗和社会事业等为主的新型城区。

　　三区之中，以嘉定的目标规划最为宏大。嘉定区委会议上通过的另一份文件———《嘉定区2003—200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纲要》，为战略规划的实现制定了时间表：“到2005年，全区GDP从2002年的216亿元提升至400亿元；工业总产值年递增23.4％，达到1300亿元；三年间合同吸引外资达到60亿美元；年新增民营注册资本100个亿；全区城镇建设初步达到中等规模城市标准，城市化水平达到68％。”

　　软性竞争

　　杨小弟认为，上海现已跨越了集中发展中心城区的阶段，进入整体谋划市域6340平方公里的新历史时期，嘉定的定位不可能再是大都市的乡村。事实上，大上海的战略规划构想已经把他的意思表述得更为明晰：嘉定新城将成为上海市域内嘉（定）宝（山）板块的区域核心城市，并辐射联动江苏昆山、太仓等地区，形成自立式的子城市圈。

　　“联动江苏昆山、太仓等地区，形成自立式的子城市圈”的提法颇令人玩味。虽然没有人明说，但是昆山不可能不是嘉定的目标———这么个县级市，2002年全年的GDP就是314亿元。此时杨小弟的话似乎正好是一个反证，他表示，嘉定目前在GDP总量、招商引资上还有差距，昆山由于开发较早，产业分布遍地开花，但上海的规划起点高于昆山，完全能够“后发制人”。他强调说，嘉定并不在意低层次上的、量的竞争。

　　昆山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们把嘉定所指的“质”的竞争理解为软环境的比拼。昆山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昆山市7月份提出要改善五大环境。具体而言就是，改善产业环境，打造“电子昆山”；改善服务环境，打造“效率昆山”；改善生态环境，打造“绿色昆山”；改善法制环境，打造“平安昆山”；改善人文环境，打造“魅力昆山”。

　　辩证认识

　　透过嘉定和昆山的计划，“降低商务成本”这几个字几乎是呼之欲出，但是谁也没有把这个敏感的话题先挑出来。专家解释，商务成本可以分为硬性商务成本（相对固定成本）和软性商务成本（可变成本）兩类。前者包括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后者包括绿色环境、交通、政府行政审批程式、服务、人力资源素质、居民文明程度、法律、政策等等大环境，两者决定了能否吸引投资者，使他们觉得投资物有所值，投资回报高。显然，嘉定和昆山实际上已经展开了软性商务成本的竞争。

　　一段时期以来，商务成本似乎成为上海之讳，有关于此的讨论也是此起彼伏。有意见认为，其实上海完全不必要对相对较高的商务成本如此紧张。改革之初，天津与上海同为沿海直辖市、重要工业基地，势头不分伯仲。然而，随后截然相反的战略选择却成为两地此后发展态势的分水岭。上海实行“三高政策”，即高工资、高物价与高地价，天津则选择了现在被称为“商务成本盆地”

　　的低价策略。时至今日，两地间差异不言自喻。今年6月间，国内商务成本最高的北京一举击败其他对手，如愿取得奔驰车的制造权。可以说，城市地位与商务成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干春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应当辩证地看待商务成本上升给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既要看到商务成本上升使一部分投资转向周边地区给上海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要看到较高的商务成本有利于产业升级的一面。较高的商务成本意味着较高的进入门槛，有利于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它也使进入企业更加注重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比较优势，提升产业结构。

　　不管上海市启动郊区大战略背后的真正原因如何，让嘉定这样的郊区尽快发展壮大起来，融入整个大上海的布局，才是杨小弟和他的同僚们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