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世界的美丽

　　1990年8月里的一天，晴空丽日。位于东城区帅府园的中央美院画廊外面刷出一行斗大的字：“徐小斌刻纸艺术展”。墨迹未干，便有朋友们结伴而来了。

　　一切都依靠着朋友。从经费到联系到布展到展出，仅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大约是因了爬格子的人搞刻纸，使人感到新鲜、好奇的缘故，观者甚众。留言簿上写了不少溢美之词，令人汗颜。报社、电视台纷至沓来，亦有美商想以高价购买我的几幅作品（自然这笔买卖 没有做成，由于我缺乏商品意识，至今不曾打算出售任何一件作品，尽管它成本极低并且耗时不多），一时颇令人鼓舞。更令人鼓舞的是，艾青坐着轮椅而来，细细看了全部作品。

　　早就听说艾老学过美术，对于民间艺术，尤为喜爱。只是当时身体欠安，行动不便，大家都猜他未必能来。艾老却来了，而且是第一位观众。当他偕夫人高瑛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展厅里，颤巍巍地在签名簿上写了“艾青”两个字时，我和朋友们都深深地感动了。果然，艾老对于许多展品都有内行的评价。当他看到《水之年轮》、《沉思的老树及其倒影》等作品时，良久不语，最后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这每一幅都是创作，想法很独特，应当拿去发表。

　　于是朋友们纷纷问我：刻纸搞了多少年了？是不是有版画基础？也有更熟些的朋友善意地嘲笑：你呀，你可真

　　是不务正业。

　　真的是很不务正业呢。

　　从小我就喜欢画画。后来就正式拜师学了画。老师是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姚治华教授，他看了我画的画，就要我在素描、速写这些基本功方面下工夫。凡学过美术的人都懂得，这些方面是要下苦工夫、笨工夫的，我画了一段，终于不耐。便不顾进度，“不务正业”起来。老师拿我没有办法，也只好随我去了。

　　我开始看一些在那个时代被禁锢着的西方画册。有两幅画一下子吸引了我：一是弗鲁贝尔的《天鹅公主》，另一是莫罗的《幽灵出现》。前者是弗鲁贝尔的“天魔”系列画之一，后者则是关于莎乐美与施洗约翰的宗教题材画。首先抓住我的是天鹅公主那双奇特的大眼睛，那眼睛里似乎流动着极

　　美丽又极恐惧的死亡阴影。能够制造出这样面孔的画家大抵是恶魔缠身的人。而《幽灵出现》则以一种金碧辉煌、绝顶美艳又绝对阴毒的形式走入我的梦境。后来我有点走火入魔地画了许多怪里怪气的画，诸如《引渡》，画一个古希腊装束的女人怀抱一颗男人的头颅坐在一只刻满骷髅的骨船中，星星在夜空中组成一只巨大的十字。这些画自然没什么意义，却潜藏着我最初的奇思异想，与我后来的刻纸颇有关联。

　　至于刻纸产生的契机则纯属偶然。

　　上世纪80年代末有段时间，我心情很郁闷，尤其对着“格子”的时候，忽然有了一种深恶痛绝的感觉，常常是，呆坐半日，却一无所获。百无聊赖之际，只好重新拾起“女红”：打毛衣、裁衣裳等等。忽一日，无意间用削铅笔的足刀将一张废黑纸刻成一个黑女人，衬在白纸上，竟颇有一种韵味。于是便收集了一批黑纸，用锋利的足刀精雕细琢起来。开始时还打个小稿，试图藏上一点什么机关、什么寓意，后来索性抛却意念，随心所欲，心境空明地进入“准气功状态”，又有古典音乐相伴，刀尖上便悠悠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节奏与韵律。黑的沉重神秘与白的灵动幽雅构成了一个崭新的宇宙，而我在这个宇宙中得到了暂时的休憩。

　　这种创作非常让人着迷。

　　由着迷而激发着灵感，由灵感而转化成作品，由作品而成为展品。却拒绝由展品成为商品。正是因为缺了这一环，良性循环中断了。按朋友的话来讲，也就是在为新的“不务正业”找理由吧。

　　然而我常常在想，真的是不务正业吗？那么究竟什么是“正业”呢？我学的是经济，却走上了爬格子的路，后来又搞影视，搞民间美术———可谓杂乱无章，无“正业”可言了。可是，生活却因此而丰富起来，生命却因此而鲜活起来，这不务正业带来的一切，值了。

　　其实，世上一切学问、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这道理古人似乎早就明白。舞剑和绘画有何关系？而吴道子观斐民舞剑竟“挥毫益进”。听水声与写字有何关系？而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草书益佳”。更有打球筑场、阅马列厩、华灯纵博、宝铁艳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匀……这些与写诗有何关系？而陆游却因此“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无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从生命的意义来说，人，应当敢于不断否定自己，敢于不断变化，敢于进行出世和入世的自由转换，敢于不断更新游戏方式。虽然这样的人生很难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将像飞鸟一般，既享受天空的轻灵高远，又享受大地的博大深沉。在他不断挣脱常规的瞬间，他的生命将不断爆发出美丽和辉煌。我想，在他的墓碑上可以骄敖地刻下这一行字：他，生活过了。

　　而今，艾老已然作古，我在写这本小书的时候再次想到他，同时也想起冯骥才先生在《名家漫步艺术殿堂》序文中对我的鼓励，想起我的老师姚治华先生以及邵大箴、奚静之先生对我的帮助。我想说，正是他们，这些前辈们的艺术精神给了我启迪，让我走进上帝的“窄门”，走进去了，当然也就义无反顾。（8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