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监控下的国有企业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分析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国资委监控下的国有企业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分析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8月07日 09:18 中国经济时报

　　韩琪

　　大千世界中的企业形形色色，从存在的动机和承担的任务来分析，可以归纳成三大类。一类是生产私人物品的一般企业，这类企业大都是产权明晰的私人企业或私人集合的企业，天然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通常都活跃在竞争性领域。第二类是生产公共物品的特殊企业，这类企业大都是公有企业、国有企业或慈善机构等等，天然就是追求社会目标

的准经济组织。第三类是既生产公共物品也生产私人物品的国有企业。这类企业过去存在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仍属于此类。

　　中国国有企业是一种十分独特的企业形式，它横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两大生产领域，既具有一般企业的任务，又具有特殊企业的任务。从其分工来说，一部分企业生产公共物品，一部分企业生产私人物品。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调整，使得国有企业大体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仍在非竞争性领域中活动的国有企业，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行业等，其主要任务是执行政策性目标，弥补市场缺陷，生产公共物品。第二类是在竞争性领域中活动的中小型国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更加灵活的方式进一步放开搞活。这意味着这部分国有企业实质上已变为纯粹生产私人物品的企业。第三类是在竞争性领域中活动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包括那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在关键领域保持控制力的行业，如自然垄断性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等。这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的已不是公共物品而是私人物品。

　　在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竞争性领域中活动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锁定为重点监控对象。这意味着对上述第—二类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作为在竞争性领域中活动的国企，与改革后进入这一领域中的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是经济目标。这一点，从新成立的国资委领导履新时发表的谈话中可窥见一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指出，从本届政府开始已经把出资人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分开，国资委没有公共管理的职能。李荣融说，国资委将履行的职责有：资产的收益权、重大决策权，以及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李毅中在2003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将用两大指标考核国企经营者业绩，一项是经济效益指标，如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第二项是资本运营的目标，如资产保值增值率。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国有企业与一般非国有企业已基本无异，它们代表国家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竞争，国资委对这部分国企的考核标准与其它企业中的投资者对企业的考核标准并无二致。

　　可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我们要国有企业做什么﹖用它来与民争利﹖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和没有政府背景的非国有企业共同在竞争性领域展开竞争，这对于非国企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和ＷＴＯ的客观要求。要求它承担政策性职能﹖那就很难期望它的效率能够高于或等于一般企业。如此一来，国有制企业在竞争性领域中活动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它既不能不作为一般企业出现，也不能只作为一般企业出现。这样它的目标函数一定与一般企业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对于继续留在竞争性领域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来说，它们生产私人物品的内容与本应是生产公共物品的国有企业形式之间是存在内在冲突的。其证据就是，国企是中国改革迄今为止成本最大收益最小的一项改革。江泽民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处于“关键时期，攻坚阶段”的判断还没有过时。

　　透视成立国资委、对竞争性国有企业重新定位的改革，仍不过是继续搞好国有企业的又一次新探索、新尝试。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做会不会有效果﹖竞争性国有企业是不是加强监管就能取得高效率﹖竞争性国有企业的低效究竟是制度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成立国资委这一剂新药能否对症﹖如上分析，国有企业是生产公共物品的特殊企业形式，把它作为生产私人物品的—般企业，有着难以克服的机制上的缺陷。因为作为国有企业，既不能完全摆脱政策性义务真正完全摆脱了，国有企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也无法完全克服机制上的缺陷——可以说，成立国资委就是为了克服国有企业机制上的缺陷，但正如原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所说，通过设立国资委来解决出资人缺位的问题，相信一定能有所作为，但这样的出资者和民营企业的出资者还不是一回事，因为产权仍不能落实到具体的自然人，所以还是一种“虚位”。而如果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不用委派什么所有人代表，他自己就会整天吃饭睡觉都不安，考虑资产的保值增值。所以成立国资委，有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而有些问题却是无法根本解决的。

　　这就意味着，是制度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国有企业生产私人物品的效率低问题，这注定了低收益的结果。然而，为维持生产私人物品的国有企业的成本却高昂无比，所有维持国企存在和发展的费用，包括各项国资管理机构的费用、各种代理问题产生的显性或隐性成本费用，国有企业低效率造成的损失等等；都是社会为国企形式的存在支付的交易成本。这种过高的交易成本迫使我们考虑，是否有必要维持如此庞大的而仅仅只在竞争性领域中活动的国有资本﹖毋庸讳言，在竞争性领域中活动，一般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有天然优势，因此可以说，社会并不一定非要采用国有企业的形式来生产私人物品，在生产私人物品方面，一般企业可能是对国有企业的更佳替代。

　　经验昭示我们，从制度安排来讲，全球范围的国有企业都无法解决比非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的问题。之所以要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的天然使命是要干非国有企业不愿干或者无力去干的事情，这才是国有企业存在的真正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在竞争性领域中活动的国有股份公司，除了少部分由于某种特殊需要必须由国家控股外，大部分企业国家只需要参股，或者完全退出。换句话说，不仅在竞争性领域活动的中小型国企应该退出，生产私人物品的大中型国有资本也应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将资本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用于不得不由国家兴办的、提供公共物品的企业。因为只要是生产私人物品的企业，不论大小，其运行机理是一致的。放小不放大，其理由并不充分。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一切从实践出发，审慎地作出决策。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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