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营企业”到“国有资产”

　　利润与增值，无论是对投资者还是对国有资产而言，都同样重要。

　　文 缥缈

　　80年代，国企占国民经济的100%，到去年为止，只占30%。

　　-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评述中国国企改革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已经正式挂牌。“国资委如何管理国有资产”、“如何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如何确保国有资产的高效使用”等问题顺理成章地成为市场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资产价格的膨胀

　　吴敬琏先生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指出，从1998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GDP增长加上通货膨胀率，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说明有大量没有实现的货币积累起来”。这些货币没有表现在商品市场中，没有表现为通货膨胀，而是表现为“资产价格的膨胀”。吴敬琏指出，资产价格膨胀在2000年表现为股票价格的飙升，后来表现为国债价格的飙升，最近一两年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剧烈上涨。“我相信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它破的时候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太大。”吴敬琏表示，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影响到了弱势群体，甚至可能使中等收入阶层的资产都变成了负资产。这就要求认真观察判断，并有效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控。

　　这则报道比较简略，但是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是值得思考的,也是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论述。那么，这个资产价格的膨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沉重的翅膀

　　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自1978年12月开始，已经经历了25年的探索与跋涉。

　　早期，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放权让利”，力图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企业改革的重心是扩大自主权和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小说《沉重的翅膀》是对这个时期的形象总结。

　　1979年6月，四川宁江机床厂把一则向国内外订货的商业广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是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第一则“计划”之外的生产资料广告。

　　同年7月，国家开始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其内容是扩大国有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开征固定资产税并且开始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

　　自此，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采取“利改税”的方式，调整并规范企业与政府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同时国企的资金来源由国家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以求改变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融资机制。这是一锅“坚硬的稀粥”。

　　1983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

　　给企业松绑

　　1984年，《人民日报》转载来自福建省的一封要求给“企业松绑”的《呼吁书》。55名厂长、经理联名上书以期引起高层与社会的关注，由此，“松绑”一词。成为改革的“高频词”。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解决好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明确提出“今后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企业”。

　　1984年国有企业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到1988年底，全国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已达83.2%。

　　在此期间，石家庄造纸厂承包完成了上级下达的17万元利润指标，马胜利也因他的承包经营而获得国家奖励。同时，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光明日报》于1986年发表了摄影报道《倒闭后的滋味》，照片上的那个厂长叫石永介，当时他是沈阳市防爆器材厂厂长，他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的厂长。

　　一张股票与多种成分

　　1986年11月，出席北京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先生，在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同时，还收到了邓小平赠送的一件礼物：一张上海飞乐公司的股票。

　　会后，范尔霖特意自费飞到上海，为邓小平送给他的那张50元的股票办理过户手续。他说，他将长期持有这张股票。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并且进一步扩大了企业改革的范围。其主要内容是全国实施各种形式的企业承包制，经两轮“承包期”以后，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完成改制，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财税，也变革为相应的“包税制”。

　　1987年初，按照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股份制与大企业集团的试点。

　　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的情况决定了中国经济成分必然是多样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多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

　　1992年底至1997年，改革的重心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这是企业内在的“企业制度创新型”改革。

　　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标志，国企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从十四大到十五大之后，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主要形式已经由法律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国民经济真正实现了“翻两番”。社会生产总值GNP的实值，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10万亿元的数量级。

　　1993年，“国营企业”一词正式被“国有企业”取代，一字之差映射着的是很大的制度变迁。此时，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第一次得到高层的认可。有心人曾经注意到，在“十六大报告”中没有再提“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而是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办法。过去的提法是“国营企业”，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后来的提法是“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不经营；现在是国有资产，国家只管资产，企业如何经营与政府已经彻底脱钩。

　　另外，中共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我们的国民经济，还将再翻两番!以此为目标，国有资产已经进入了一个“资产化管理”的新的时代。“国家统一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的国有资产管理变革方向，目标最终是使整体社会的公共福利最大化。这是小康社会的另外一个表述方式。

　　对国企改革绩效的评估

　　应该如何评价这25年来国营企业的改革绩效呢？

　　参考一下德意志银行研究院公开发表的《中国2020年：面临挑战》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从中国经济健康有力的发展来看，成就是主要的，且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在接下来的18年里“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由于改革的成功(以下皆为德意志银行研究院提供的统计数字)，截至2001年，中国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3920亿美元，成为位列美英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外资投向国。从1979至2001年，中国经济年增长速度为9.5%，与此同时，中国有3.5亿人脱贫，人均GDP从不到168美元上升到了近1000美元，而中国的GDP总量也从全球排名第11位升至第6位。国家净积累，已经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

　　除了高速增长外，中国的经济政策也卓有建树：80年代初、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曾几度上扬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得到了很好的控制。1994年，中国彻底取消汇率双轨制，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报告还注意到中国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银行体系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

　　在成就的另一面，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几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首先是银行体系的脆弱。中国银行体系的问题主要来自于银行应政策要求而对国企发放的直接贷款。

　　其次是中国失业率的上升和城乡收入的不平衡。国营企业有2700万职工失业，而农村也有1.2亿人口流入城市寻找工作。

　　第三，是国债的增加。近年来，如果算上政府偶尔发生的其他债务，中国的国债额度就有可能与GDP持平。

　　第四，是腐败、法制不健全和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持续发展问题。两相抵消，以上四项大约能有多少损失或者收益呢？这个数量只能估计出来。吴敬琏在2002年两会政协经济组接受媒体访问时，引述“相关”资料说：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政府投资的潜在及或有债务最高的估计达到六万至七万亿元人民币，世界银行的预测最少，也有一万九千亿元。相对国有净资产三万多亿元的水平来说，负债占了资产的相当比重，甚至有可能出现净负债的局面。亦即如今国有资产负债率在66%-200%乃至更高。

　　而各种统计也表明，财政赤字只是政府负债冰山上的峰尖。如果考虑到政府还需承担的银行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等隐性负债，则“中国国家综合负债率”至少在70%以上，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亚洲许多国家以及欧盟(60%)和美国(60%)。

　　目前，国家的各种沉淀资源，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总体上统计为11.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20%，而“国有财富”的资产方总计约9万亿元，换言之，国有资产肯定是个负数。

　　巨大的投资现金缺口

　　从1978到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9.6%，但是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0%，已经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和零售物价的上涨率。这种超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使M2/GDP指标逐年上升。衡量货币化的指标M2/GDP，1985年仅为60.8%，而13年后的1998年M2/GDP，高达131%，上升了一倍还多。

　　我们可以与日本、美国、韩国、英国等国家进行一次比较。中国的M2/GDP指标值是最高的，其次是日本，再次是英国，韩国和美国的指标值不及中国的一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6年年报提供的数据，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泰国的M2/GDP指标，分别为89%和79%，也都远低于中国。

　　按照一般的理解，经济的“高度货币化”就意味着经济的“高度市场化”，货币化是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70年代，美国学者罗纳得·麦金农曾经提出《金融抑制论》，他把M2的增长和非负的利率看作是金融深化的标志，把M2相对于GDP的比例作为测定金融深化的指标，并以此解释了上一世纪中国改革的经济现象。

　　中国20余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一直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升速度，面对这个情况，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这么多货币到哪儿去了？它们在哪儿形成了存量？

　　企业的奥妙：关于“投融资陷阱”

　　企业的奥妙，最基本和最深刻的东西，其实就是投资和经营的关系。

　　投资，就需要有人来拿钱出来，或是当股东，或是当债权人。而一个没人愿意当股东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但是，客观地说，由于企业的经营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投资人，都很难长期忍受其所投资的企业没有经济效益。作为企业，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你可以有泡沫，也可以有缺陷，但是却不能没有赢利能力，这也就是说，没有长远的前景不要紧，决不能没有可见的利润！

　　而对于企业家来说，企业是什么？企业为什么而存在？他的答案可以有许多花样。这里，最重要的是这个企业是否承认为了利润而存在，其它都是假的。一般来说，企业不应该有赢利以外的目标与“战略”，也不应该有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其它“过渡阶段”。企业家所最希望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饭碗”。因为一个企业家，他只要能够继续参与经营，就可以有收益，例如工资、福利、在职消费，以及个人无形资产的增值等等，换言之，他可以“吃投资”！但是投资者呢？

　　投资的压力是单向的

　　投资者的收益，只能从企业的利润中获得，而企业的每一点收益，每一点损耗，都是投资者的实际收入与损失。这个损失，其实就是我们前述那个M2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现金缺口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企业始终都没有利润，“要死的”其实是投资者，而不是那些企业本身。虽然凯恩斯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要死。”但是，只要稍懂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其实全都知道，只要有无穷无尽的投资，企业就不会有生存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利润的压力”(其实质)是单方面的，它针对投资者，而不是对企业。

　　所谓“只要给我投资，没有利润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即使前面是个地雷阵，我也在所不辞”。就是这种心态最真实的、但也最具有讽刺意义的写照。套用一句《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话：假使资源不存在稀缺性，便没有“回报投资者”的概念。

　　同时，企业也不可能“一出生就长着胡子”，所以企业家往往是把投资者送上了一辆超高速行驶的“投资列车”，自己却可以在列车出轨的那一刹那跳下车来！

　　保本就是在浪费

　　也许不仅是我们，即使是在全世界，对于所有的企业家，可以正确地评价他们效率的，只能看利润，保本没有意义。

　　他们在使用投资者所投入的有限资本时，如果从来也不考虑资金的成本，也就是投资的回报，那么这个企业家的其它所有工作，皆不值一提。但是，你能让他到哪里去找回报？作为企业，赢利、回报从哪里来呢？一句话，只能从利润中来。没有利润，就没有回报。长期没有回报，投资人就如凯恩斯所说的一样，“都要死了”。

　　事实上，要让资本变出利润来，总是离不开一个美好的商业过程，而这个故事不论多么曲折、多么复杂、多么长远，其结局，一定是利润，而不是“保本”。投资者之所以愿意去相信企业那一个个美好的故事，愿意赌明天、明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只是说明投资者对利润感兴趣，并不说明投资者爱听你讲故事。投资者所追求的是利润，“没有故事的利润”，要远远好于“没有利润的故事”，而且实现利润数额如果太小、周期又太长的话，愿意投资的人，也总是趋少。当然，这个游戏还有另外一个玩法，那就是虽然没有利润，但需要有“泡沫”、有现金流，投资者可以容忍资本经营(以大的投资吃掉小的投资)，却不容忍无所作为。

　　作为企业，你不能用“投资安全”之类的东西来打发投资者。投资安全是投资者自己要考虑的问题，“窟窿再小，也比蛇大”，这与企业无关。

　　有没有百年老店？

　　从赢利的角度讲，我认为世上没有“百年老店”。因为在投资的层面，所谓百年老店，其实毫无意义。

　　任何一个个体的投资者，都看不到百年以后的企业，考虑长远目标的投资者，是永远也没有的，而且绝大多数投资者也不希望自己投资的企业，真能做成“百年老字号”。如果出现百年老店，那是上帝的安排，与投资者，包括经营者，基本没有关系。比如，谁都不会让企业上一个百年以后才买单的项目！投资者不是慈善机构，这和投资者的聪明与智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在这个百年老店式的“聪明人和傻瓜”的游戏中，首先是投资者根本等不起；其次是，该投资项目，在运行百年的过程中有多少变数，谁也预测不了。如果有人真能做出这种预测，他就犯不着辛辛苦苦地投资了；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要一个企业运行百年，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就需要追加无穷无尽的现金投入。这么大的未知数，投资者就算是有那么长的寿命，也没法儿探到它的底。所以，利润，特别是短期利润，才是检验企业赢利能力的惟一尺度。

　　让有钱的人来管理社会？

　　十多年前，前莫斯科市市长叶利钦跳上一辆装甲车，对前苏联人民说，“让有钱的人来管理社会吧！”当时，这句话说出了很多前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叶利钦也获得了国家政权。当时，很多人都自然地认为，有钱的人一定会比没钱的人更会管理社会，包括经营企业。事实上，这个假定完全不能成立。

　　一个人怎样可以有钱呢？最简单的，他可以是一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但是他可以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利润，他如果对投资者说：“把钱给我，我帮你投资企业，百年老字号的企业。”这基本上是属于胡扯！此外，他还可以是一个强盗，强盗总是最容易获得金钱。

　　事实上，成功的经营者、企业家们，不一定有钱，因为他们是从短期利润做起的，有了做短期利润的经验，才有可能去涉足长期利润，而更重要的是，长期利润在总量上一定要超过短期利润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之重要，不仅是对投资者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同样也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如果做不出“利润”，你可以做“泡沫”，如果连“泡沫”你也做不出来，那么，你还是回家去吧！但是不要用什么“长期”目标唬人。真正的投资者，不听你这一套。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容易使人急功近利的浮躁时代。在此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不讲利润的，但那样却造成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资源的严重浪费。

　　关于市场投机

　　对于所有的投资者来说，企业给不出来利润，这还不要紧，你总能给出一个关于“利润的故事”；实在是给不出这个“利润的故事”，那仍然不要紧，你必需立即削减开支，裁员也好、降低企业业务费用也好，你得保证利润才是。否则，这个企业是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

　　这就是市场投机可以存在的理由，这可以比企业存在的理由更充分，对企业是这样，对于国家机器，同样如此。此次国资委的设立，应该是针对此前国有资产经营的无效率而进行的总体性质的改革。

　　企业绝对不能偏离利润来谈什么“长期目标”和文化精神，如果没有利润，那么，你就必须接受改革！

　　在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要把“企业”做成“资产”，只有两条路：其一是利润的点滴“积累”，其二就是上市“圈钱”。其它任何东西，包括现存所有的投资理论，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另外，有利润的企业未必就是一个好企业，但是，一个做不出利润的企业，肯定是一个问题企业。对于国资委，认清这一点应该是最重要的。

　　国资委的建立：重大变迁

　　“两会”以后，特别是近期，除了美国对伊战争以及非典，在国内最为引人注目的热门事件，就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其中，成立国资委，取消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又是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的体制改革，首期划入这个部门的国有资产，目前已知的部分，是196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共计6.9万亿元。

　　与国资委职能关联最密切的，是关于国企改革与国资管理体制问题。我们当前不能再简单地以“管好国有资产”为由，削弱企业的经营活力了。

　　自建国以后，国民经济运行管理一直由国家计委、经委两个部门负责。到改革开放，成立国务院生产办公室(简称“生产办”)取代经委，此后又取消了生产办而成立经贸委，现在又撤消经贸委成立国资委。

　　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经贸委或者它的前身经委、生产办其实还统管着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那时如果政府不出来协调，社会经济生活就不能正常运转。

　　经过10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几百种日常生活用品、几百种工业原材料没有一样是短缺的，相反有些还出现了过剩。过去的国企，一遇到问题就希望找政府，但现在不同了，一切都要交给市场来解决。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企业更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同时参与竞争。这种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只遵循一套共同的经济规则。

　　一份增加和双份减少的国有资产

　　国资委的建立中，另外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必须“遏止”到目前为止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流失。

　　从统计数据看，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经营性国有资产数量每年还是在增加，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当然，说它增加并不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不存在，相反在一些地方还很严重。我们在前面所举出的那个“货币供应量”的资金的缺口，就是非常具体的体现。所以，这一问题不容忽视。

　　比如有些企业资不抵债，以前账面没有表现出来，但一进入市场，这个企业根本无法维持生存，于是宣布破产，资产变零，进而表现出国资流失。在今后，此类案例每年都会发生一大批。当然，该类企业破产，银行的债务也就成为呆、坏账，最后，国有资产从企业和银行两方面同时“缩水”，就会少双倍。所以，在我们当前这个阶段，主要应该注意警惕如下几个方面的资产流失。

　　其一，是一部分国企在改制的时候政策不完备，尤其是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政策，其所带来的国有资产的流失，需要清理。

　　其二：对于已经流失的，如果考虑到照原来的样子经营管理国企，可能再过三两年也同样不行了，国资也会缩水。那么，可以计为国有资产提前减负。但要注意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是否扩大了全社会的就业率。

　　第三，参照前一届政府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于本来就不该配置到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就必须尽快地退出。

　　其四，要保护国有资产经营能力。这一点，大家都能意识到，因为，近五年来的“退出”，已经意味着国有资产现值的缩水。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能能理解为是改革中需要付出的代价。而这也需要详细量化，以便建立全民资产的“真实起点”。

　　国资委不必“包打天下”

　　如果说在改革中国有资产只能增加而一点都不流失，那就等于还在铺原来的摊子，谈不上“退出”。而且过几年再看，经营不下去，这个资产还是会流失掉。以前管理国企的政府部门太多，而且仍然是分权的管理方式。这一类问题由这个部门管，那一类问题由那个部门管。现在的提法是“合并”，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但是“不管经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首先要吃饭，“包打天下”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中央也多次申明，这种国资管理政策本来也是一种探索，而没有说照此办理，就可以包治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部弊病。只要那些重要的、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能够在改革中变得更有活力，实现了保值增值目的，那么国有企业的改革就算是成功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知所变，知所不变；有所为，有所不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是国有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其必将在更深层次上触动原有的行政格局和利益格局。

　　在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对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整体性设计，只是“过度性设计”，有许多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国资委不必“包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