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安全非彼安全 杂谈中国私人银行前景之四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对银行的不同理解。

　　长期以来，水皮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节约每一个铜板支援国家建设”，储蓄不是一种投资行为而是一种爱国行为。在这样的语境中，银行和国家常常是一个概念，银行是安全的象征，是保险柜的代称，金融危机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事实怎样呢？

　　事实上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并不完全是真理，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银行业越来越恢复其商业机构的本质，事实上银行储蓄和资金安全是不划等号的，事实上银行现在越来越鼓励大家去贷款而不是去存钱，事实上中国银行的存款已然从5万亿突破到10万亿，事实上分流银行存款引导居民从间接投资向资本市场直接投资转变是决策层面临的重大课题。

　　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不是随着“事实”就会轻易发生改变的。

　　金融安全在这种情景下就成为上上下下戴着有色眼镜观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强有力的理由。

　　理由之一，资金的性质。中国的民间资本尤其是来自于民营企业的资本一直蒙受着所谓“原罪”的责难。“原罪”原来是一个宗教用语，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罪过，从计划经济夹缝中顽强生长破石而出的民营企业是不是与生俱来就是一种罪过呢？从静止的、复辟的角度看，这种“原罪”的确成立，但是以发展的、创新的角度看，这就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说“原罪”不是罪，如果硬要确定一个承担者的话，也是当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而不是突破这种体制的民营企业。不可否定，改革开放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混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随着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上榜富商的落马，社会公众的忧虑和上层建筑的顾虑都对民间金融的准入起到扼制作用。

　　理由之二，资金的目的。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是投资还是圈钱，这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有没有不怀好意的投资者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制度允许的话，你就不可能保证每一个投资者都是正人君子。正是因为这样，才需要监管，所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监管与被监管的博弈过程。资本金也好，准备金也好，就是监管的对象，银监会干的就是这个，限制银行向股东贷款的比例管的也是这个。

　　其实，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真正的安全隐患在于大量的不良资产如何消化，在消化大量不良资金的情况下又如何避免产生更大量的新的不良资产。

　　2003年7月，有两个数字值得大家玩味。一个是不良资金的，银监会统计，截至6月30日，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3618．41亿，回收现金792．29亿元，占阶段性不良资产处置的21．90％；另一个数据是贷款余额的，根据央行的统计，到6月底，全部金融机制本外币贷款余额15．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9亿万元，同比增加22．9％，超过存款，增加1个百分点。1．9万亿意味去年全年的增加数额，周小川和吴晓灵在不同场合再三提示贷款过快增长的风险，而财经媒体则直言不讳指出银行虚增贷款以掩盖和稀释新增不良资产的比例。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经济学家张春霖则建议，应该对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二次剥离，资产管理公司应成为推动国企重组的主要制度。

　　张春霖提的建议是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那么大量的城市商业银行，又如何消化他们自身的不良资产呢？

　　出路之一就是鼓励民营企业购买，让民营企业为政府埋单，如果允许民营企业自己新建银行，谁还会为政府埋单呢？

　　徐滇庆要办民营银行，实际上是在为民营企业申述权利，要的是说法；周小川以及前任戴相龙关注的是资产的安全，要解决的是不良资产。

　　2002年9月27日，深发展宣布来自美国的新桥集团正式进驻并组建了经营管理委会员，尽管事情进展并不顺利，但是却在管理层面上获得了特批的特殊待遇，深发展的国有股如果转让成功，那么就意味着外资控股了中资银行，而且还是一家质地不错、拥有再融资资格上市公司的银行，新桥为此只需持有15％的国有股即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根据中国政府的WTO承诺，2006年，外国银行在中国任何地方、任何区域、任何业务范围都将拥有和中资银行一样的“国民待遇”，中资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如果不降下来，如果信息届时全部披露，如果碰到风吹草动发生存款搬家，中资银行又如何化解这种竞争的风险，这是中国管理层不得不考虑的国家安全。

　　在国资和外资的选择上，谁更可信赖，谁更可依赖，谁更会配合，谁更能调控，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当国有和私有的矛盾遭遇中国和外国的冲突时，矛盾就不成其为矛盾了，要有，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早晚能够化解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