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富豪”还需承担阳光使命

　　我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7月28日的《中国经营报》“中国阳光富豪宣言”的专题策划，却让我听到了一个富豪阶层铿锵有力的声音。

　　《福布斯》每年一度的美国富豪排行榜揭晓，通常是“英雄”的盛典。因为进入美国富豪榜的人，很少新鲜的面孔，他们的财富是慢慢积累起来并可以公开度量的。而每到中国富豪榜揭晓，却都让我们感到生成和毁灭的神秘矛盾。因为除了一些传奇故事，大多经不住 理性的推究和考量。随着《福布斯》中国富豪的一个一个落马，中国商人们一直就很压抑。在一个曾经“贱商仇富”的国度里，媒体一把“原罪”的清算与赦免的火，就可以调动起一群一群汉子，高举木棒铁锤见车就砸。而有的记者还为这种暴行开脱：他们不是一般的仇富，而是仇恨那些贪污腐败致富的人！

　　中国“问题富豪”的快速流逝和消失不使我们遗憾，但却使人们感到震惊。于是有了一系列学者的探索和建言。清算说与赦免说不绝于耳。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商业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解剖，因此带着先天性的短视症。

　　东西方的商人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创立了一个由日本商界的著名领袖人物组成的“两栖动物俱乐部”。盛田切身感触到作为一名日本商业领袖，所面对的两个冲突：一方面是日本，它有一套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不容许你有偏离传统的个性；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在那里整个世界观与习俗都是开放的，没有个性将没有生存的空间。

　　我们现在的商业领袖，跟盛田一样有着两种文化或两个世界奔波的艰辛和苦恼。他们不得不同时跟两种标准打交道，一种是国际市场化的竞争和标准，另一种是适应中国土壤的一整套关系网和传统。两个标准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一个要求阳光品牌、规范运作；另一个则强调要八面玲珑、道术默契。两栖动物，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中国商人的生存状态。

　　身为两栖动物的商人们还要防备着欺骗和背叛，重大生意或交易，一般没有笔录，没有第三者在场。于是中国商场上一些大的交易，多数都是比间谍还要神秘的单线联系，到处是“两不知”、“三不知”、“四不知”的拐点。这样的交道，重在口碑轻视文字。绝不能像美国那样，把什么都写成备忘录，共所有人查看。中国的商业领袖，要适应在这样的犄角旮旯生存，远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名头就能代替的。在市场这块陆地上也不是那样简单，各种道路纵横交错，每一类道路比如高速、铁路、国道、省市道路、乡路、村路，都有着特定的规则。全球化、WTO，只能是在现有的商业运作中加入了更为普遍化的规则，但却不能替代其他规则。如果一个企业家，说声WTO来了，就忘乎所以，把先前的道道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去，那么，很快被抛弃的就是这个商人本身了。

　　柳传志有个著名的比喻可谓意味深远。他把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比作龟兔赛跑。柳传志指出，“乌龟和兔子赛跑，兔子不肯睡觉，乌龟就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如何向兔子学习，培养兔子基因；第二是利用赛跑的环境，比如在沼泽地里赛跑，才能获胜。我们制定战略就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柳传志《竞争力是战略》。载《中国经营报》2003年7月7日)也就是说在乌龟跑不赢兔子的时候，就想办法把比赛场地换到沼泽地，这样兔子就没了优势，胜算就在乌龟手中了。柳传志的得意算盘不知能否奏效，不过联想确实成了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旗帜，其个人电脑的销售额要大于国外知名公司如戴尔、康柏、IBM等等。他们靠什么胜出先前一直是个谜。柳传志的比喻无形中漏了底牌，原来是凭借沼泽地的天然屏障而一举夺魁，原来联想懂得赛跑的一套办法。

　　我之所以欣赏柳传志的比喻，不在于龟兔赛跑中乌龟的小算计，而在于一名历经沧桑的商业领袖能够大胆地指出我们现在商业的生态：竟然是一片沼泽地！此前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新锐能够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柳传志的判断，更让人动容。因为里面包含着独特的生命体验。

　　20世纪初亨利·福特面临美国的商业环境时清醒地意识到：不是安心经营就行了，还必须有点社会责任感，还必须致力于商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因为政府官员还没有学会怎样适应新的经济生活，还需要他这个经过检验合格的商人对政府行为进行矫正。亨利·福特的批判是深刻的。反思起来，今天所以有那么多企业家纷纷落马，所以有那么多胆大妄为者与贪官的合谋，除了那些贪得无厌的富豪为了敛财不顾法制，不择手段以外，与过多的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有些“公仆”变了质，而政府有没有有效的手段和体制去监督这种权力有关。用亨利·福特的话说就是：“仆人成了主人，违背了自然法则，就必然要遭到报应”。

　　中国的传统强调“和”、强调适应。李东生体会：“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必须去适应，而非去改变一个环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说，沼泽地有沼泽地的活法，要适应就行。说的好一点，这是圣人自省，说直白一点则是一种犬儒主义。我不仅要问，沼泽地里的商人们，你们

　　的良心没有受到谴责吗？

　　好了，我们的“阳光富豪”终于站出来了，杨卓舒讲到：“为了不做不该做的事，为了使自己从根本上踏实，为了不出现一听到警车叫就心慌、半夜有人敲门后脊梁就发凉，我付出了别人10倍、20倍办企业的代价。因为我知道惭愧，知道不安，知道自省、知道警觉自己，所以我们不会做有悖良心的事情。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我们约束自己的企业，用多少倍于他人的代价，才博得了今天的成就。我的硬气，是建立在对我良心的自我约束上，建立在自省上，建立在对企业的约束上，所以我们不怕任何人。”

　　这样的阳光语言难能可贵。可是还感到有些欠缺。比如亨利·福特是把商业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把握的。他深刻地理解着自己的责任：“假如仅仅是出于对一己私利的考虑，我是不会要求改变现在事情的组织方式的。如果从赚钱的角度看，那现存体系就足够好了，它已能给我很多钱。但是，我当前考虑的是为人民提供服务问题，现存体系并不能鼓励最佳服务，原因它鼓励每一种浪费。使很多人不能从服务中得到应有的报酬。”福特的胸襟和视野令人肃然起敬。他牢牢抓住为人民提供更多便利这个商业的根本，当然，他不会忘记赚钱。

　　我们已经为沼泽地里的利益得失纠缠得太久！亨利·福特这样的伟大商业领袖可以消除我们的短视，看清楚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建设一个良性社会！沼泽地里的富豪不是寻常的人，他们能够变成英雄。只要他们能承担起一个良性社会建设者的使命，只要他们甘愿以自身当一座桥梁，就可以通达那晴朗的彼岸。

　　“世界上第一流的人才做企业”(杨卓舒)。既然中国商人有这样明晰的判断，那么第一流的人才就必须站起来承担点什么，否则将趴下去会失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