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社会的利益关系格局，是社会成员之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相互作用，以及国家政权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控制和调节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那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散失政府控制的现实基础，使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与现实政权的制度安排相背离，进而加剧利益矛盾和社会风险，影响改革的深化和推进
蒋京议
虽然利益结构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但是它在具体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社会成员意志和行为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一定社会的利益关系格局，是社会成员之间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相互作用，以及国家政权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控制和调节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那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散失政府控制的现实基础，使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与现实政权的制度安排相背离，进而加剧利益矛盾和社会风险，影响改革的深化和推进。
一种新的发展观认为，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的深层结构，尽管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及其利益结构的变迁，不一定称得上是显著的社会运动，但是这种变化足以充当社会运动的助动器，因为它的存在和加剧意味着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重新分配，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分化不仅表现为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而且也决定着社会制度演进的一般走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要能够得以稳定生存和良性运行，就需要由政府以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进行合理有效的价值分配，以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尽量缩小社会的利益差别，这样才能平抑社会利益矛盾，促进社会的平衡发展。
实践表明，一个社会进行利益协调的原则和方式与特定的公共价值相连接，因为公共价值始终制约并影响着利益分化的特点和社会功能。在中国，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执政党和政府，一贯强调把维护公共利益与鼓励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相结合。中国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这一公共价值属性，决定了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接受和遵守来自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秩序中的诸多政治要求，其集中表现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原则。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目前利益分化以及利益矛盾总体上是可控制的正向社会发展，但是利益分化给社会带来的潜伏性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91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除了基尼系数扩大外，不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城市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更有加剧的趋势。有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66．4％，而最低的20％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却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也就是说，中间地带60％的家庭，只拥有居民金融总资产的32．3％。利益分化过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当然，贫富差距是一种社会常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内化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在公共价值的基本层面上，一方面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要抑制过度的利益分化，以实现社会的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所谓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在整个社会中形成极富的人和极穷的人都是少数人的格局，只有当多数人成为“中产阶层”时，社会收入差距才会显著缩小，社会稳定才能充分实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在后发展国家中，中等收入阶层占50％以前，政治不稳定将一直威胁着体制的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中产阶层为主导的社会，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它能够在社会富有阶层与社会贫穷阶层之间形成一种缓冲面，因为中产阶层在社会中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而当这种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时，它将为社会扩大宽容和妥协的基础，确立渐进主义的价值观，防止或减少极端主义倾向提供条件，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将成为引领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层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时，就能形成和保证一个庞大而又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那么如何看待和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呢？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利益差异和利益矛盾，本质上是冲突——整合的必备条件，因为它在一个方面反映了制度转化的要求。实践表明，任何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在应对危机的挑战中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在利益分化与利益矛盾中存在的一些制度上的缺陷，既给现实政权带来了压力，同时也为调整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从我国目前的实际出发，在解决社会利益矛盾方面，除了采取税收调节、转移支付、价格政策等必要的手段以外，必须要在培养体制性因素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培养社会内在因素发展和社会危机控制的能力。无论是在政治层面上的“法律制度”、“公共政策”等，还是在经济层面上的“产权改革”、“结构调整”等，都需要具有消化危机和保持稳定的能力。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一个可以考虑用来制止利益过度分化和平抑利益矛盾的力量就是政府。但是必须承认，政府所能承担的责任、能应付问题的能力应该是有限度的。所以，在处理和解决社会利益矛盾时，可以通过启动民间资本、激活创业主体、增加私人利益责任的办法，以转化和分解政府责任，从而一方面营造民众创业和致富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提高整个社会应付危机的能力和能量。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由于非常重视对中小企业和个人小额投资的保护，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些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也正是分散利益、藏富于民，从而实现多数人占有财富而不是少数人独享财富，并由此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这应当成为我们调节利益关系、防范社会风险的一种基本思路。
（作者单位：吉林省委党校科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