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基永
故宫用2200万元之“天价”从中国嘉德拍回了《月仪帖》，却没想到后续的“绯闻“之多，胜过了以往由文博机构收藏的任何一件高价拍品。
国内外传媒在故宫购入此品后不久，就已爆出质疑此帖的文章，笔者在网上一检索居然有百多篇。总的内容不外两端，一是以上海翁运老先生为代表意见的，说这帖是隋人抄本，不值天价。另外就是故宫方面的“声明”，说这虽是隋人书，仍具有极高价值云云。更有“知悉内幕”者指出拍卖公司与故宫主事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北京文物界是“公开的秘密”云云。
如果抛开“内幕”真伪不说，那么剩下来就只有“隋摹本”的价值问题。故宫的意见，是在六月份（即拍前约一个月）已由徐邦达、启功等六位专家对此帖作出鉴定，一致认为是收入《三希堂帖》等的原件，并且帖后米友仁（南宋书画家，米带之子）的跋也是可靠的。反方的意见，其实倒跟故宫鉴定意见一样。由此倒跟故宫鉴定意见一样。此帖是隋摹本无疑，但隋摹本根本不值两千万元。
既然双方对此帖的实质并无不同鉴定意见，那么争议的焦点就落到隋摹本的价值上，这也是目前许多读者不明白的一点。对于这个摹本倒有一些背景资料可以补充：这个卷子在宋时已被米友仁等“鉴定家定为隋人所摹。要知道，在近代敦煌石室藏经未出之前，传世的唐宋写经都是非常珍贵的，更不用说是隋人所书，因此自宋以来，一直到乾隆内府，历代帝皇都很重视这个帖。而反方的意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此帖为隋代一般的抄本，而且有缺字，抄得并不好。其二是今天南北朝的写经也只是几万元一卷，隋写本“最多值十万元”。确实我们可以用戴小京等提出的类比法来估算这个帖的价值：现时市场上隋人写经，按此帖尺幅再加几倍，也不过是10万元；加上米友仁的的跋，算他两行字值200万元（这已够吓人的了）；加上乾隆题跋及藏印，算50万元（乾隆只写了不到五百字两小段），这个价已是他书法大幅的最高价）；最后再以它历经著录和刻帖，加一倍价钱……也不过是几百万元而已。这个类比法其实并不复杂，正如嘉德公司宣传资料上所说，这个帖的一段元人题跋，在六年前“很勉强”地才卖出二十多万元。还可以附带一提的是，所谓宋高宗御题“晋墨”二字引首，是明人的仿造，这在故宫专家意见中也是一致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宋高宗真的将此卷“定性”并大书“晋墨”，作为臣子的米友仁又岂敢“审定”为隋人书法呢，这可是杀头的罪名。如果卷上真有宋高宗所题引首，那么它的价值也可以加上两百万元，因为此前上海博物馆收购宋高宗《养生论》一长卷花了900万元，这也是可以类比。
嘉德和故宫最受传媒非议的，是嘉德并没有在宣传时说明宋高宗御题的真实性，甚至仍含糊地使人认为这卷子为晋人索靖亲笔，连拍品名也定为《晋索靖书卷》而故宫则在成功购入后的宣传中，居然说是继晋陆机《平复帖》后第二件最古老的墨迹回到故宫，无怪乎媒体即揪住不放了。平心而论，这个帖在中国书法史上确实知名度不低。但在敦煌石室宝藏出世后，六朝隋唐墨迹早已不稀贵，收藏界对于隋写本能卖“天价”而哗然也就不奇怪了。这事件也显示了国内现时拍卖公司标示的方式仍不规范，在国外的大公司，通常这种拍品会郑重加注“隋人写本”之类，而不会径自宣传为“晋索靖书”。
(风翔/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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