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富积累的观感

　　收入一百万的人所领受到的快乐和收入十万的相比,有没有增加十倍呢?钱财积聚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才值得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应该是一个依赖于个人生活观念和价值信仰的问题对财富积累的观感

　　改革开放廿多年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已广为民众所接纳。说实在的,富起来的也只能是一部分人。不用说仍欠发达的我国,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前沿国家,富人也始终是 一小部分。在那里,五百家大公司的总裁们,平均年收入高达3700万美元,是员工平均年收入的一千倍。

　　笔者在最近出版的《CEO智慧》一书中曾述及:现代社会里,市场竞争成了人类最主要的竞赛,军事征战、疆土辟展、宗教纷争、文化角逐都让位于,甚至隶属于经济的竞赛……故其中的胜出者,无论是国家、企业实体,或是个人,都备受艳羡和崇仰。

　　市场争逐的动力和结果是财富的积聚,财富的测度单位和符号象征货币,似乎成了一切价值的对等物。它不但给富人带来食物、闲暇、住所、保健、教育等等必需品,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姿,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庇护:能延长寿命,能规避税金,能赎买义务,能安抚纠纷,能赢得尊敬,能操控民意,甚至能够脱却法规的惩罚。总之,直接或隐含地,人们将钱财和成功划上了等号。

　　就眼下的社会环境而言,财富并非和贫困对立,而是与小康对立,有钱与否乃相对于你的邻人而言。所以,有了正常的生活手段之后,收入要积累到多高才能称得上财富,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现代心理分析把人生的追求简约化为三种:弗洛依德断定人类以追求快乐为旨归,即其所谓的快乐法则(PrincipleofPleasure)；他的出蓝高徒阿德勒则认定人类以权力和影响力为追求,即他所谓的权力法则(Principle ofPower)；另有一些人(如ViktorFrankl,)根据下自囚徒上至大佬的切身体会,认为生活,无论在哪个层次,必须要有意义,而主张意义法则(PrincipleofMeaning),也就是说,人生目标的达成,或者幸福的获得,与钱财的多寡未必是同步增长的。于是,回到财富观的角度,问题可以这样提出:有钱就幸福吗?就有了支配的权益吗?或者,就意义丰满了吗?

　　经济分析中一条作为基石的公理假设即报酬递减律,它说明任何要素投入的回报最终都会减低,唯独货币例外。货币是测度其余一切的量具,它的效用是恒定的:一亿元的效用是一元的一亿倍。否则的话,恐怕所有的经济原理和结论都得改写。然而,对个人来说,收入一百万的人所领受到的快乐和收入十万的相比,有没有增加十倍,则是个大问号。

　　追求钱财需要精于计算和激情。精于计算为致富所必需,是大家都能理解的。美国曾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来证明富人们对钱的珍惜。他们向一批社会成功名流发出信函,夹了一张一美元的免费支票,只要收信人签字便可兑现。结果发觉来认领的人大都是亿万富豪,像纽约著名的地产大王崔普先生(D.Trump)等,都正经八百地签了自个儿的名字；而不屑一顾的名流多半是演员、运动员等。于是小气财神的名声不胫而走。其实,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富人们有着相当严谨的理财制度和积财纪律,除了有规模能批量地赚钱,细屑零码的他们也不会放过。在《CEO智慧》中例举的富豪中有不少仍保持着勤俭和巨细靡遗的习惯。比如盖茨先生,发了财后仍然注意节约。有一次在冷饮店买冰淇淋,摸了半天才找出一张五毛钱的折扣券。另一个被传为美谈的,是世界首富沃尔玛的创始人沃顿先生,常常会亲自开着小卡车请人在麦当劳吃午餐。

　　除了勤勉和律己,财富积累还需要高度的热忱。在角逐财富的竞技场,人人都渴求表现,所以竞争空前激烈,没有激情的支持,是很难持久的。就像《CEO智慧》书中特别指出的盖蒂先生,生前蝉联全球首富达廿余年,曾说能够准确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的,准定不是真正的富人。因为真正富人的财富永远随市场起伏,大部分都用于投资,只有很小部分静止下来,或供个人消费。以此推论,仅仅为了物质消费的渴念而追求财富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富翁。

　　实际的情况是,过了温饱和小康的阶段,巨额的消费并不会巨额地增进快乐。一个人不能同时吃两块牛排,同时看两部歌剧,同时打两场高尔夫球,不能同时睡两张床,当然也不会睡两口棺材！他们之所以要私人喷气机,诸多的豪宅别墅,奢华游艇,多半是为了向世人炫示其成功,特别是要拉开与同阶层的富翁的差距,以证明自己过人的能力。当戴尔先生在盖茨先生耗资四千万美金的豪宅建成后,立即为自己盖了一栋五千万的宫殿；而盖茨马上予以升级,据称他的府邸的费用已增至一亿美元。然而同时,巴菲特在奥马哈的老房子却卅年没变,普普通通,仅值30万左右。笔者好奇,专门登门照了一张像,附在《CEO智慧》书里,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看一下。巴菲特也许认为炫耀财富不合乎他的品味,清楚老巴实力并膜拜不已的民众早已何止亿万！

　　像巴菲特,还有身后家族仍为全球首富的沃顿先生之类的人,颇应了马克思先生的资本家乃资本的人格化的定论,咬定聚财终身不放松,以赚钱本身为快乐之本。他们的财富观,无论是把钱作为成功的象征、权力的符号、人生豪局中的筹码,还是经世济民的杠杆,总之是受着权力法则的驱动。我不知道马先生的评语是否带有批判指责,但这样的财富观,对于人类社稷的实际作用,倒是十分积极的。不谈他们企业里的数十万员工生活变得富裕,职业得到发展,单单他们所树立的楷模给人们的激励作用就非常可观,而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财富既然成了价值的普遍象征,人们对它的竞取就变得异常激烈。在其过程中,钱财积聚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才值得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应该是一个依赖于个人生活观念和价值信仰的问题,和个人的禀赋、技能、眼界、精力有联系,且受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制约。无论如何,常为人所诟病的小富即安,其实颇有利社会的安定团结。若是每个人都想强出头,每天冲锋不止的话,社会一定会动荡不已,甚至整个人类都难以安生养息。一些意志精力过人的枭雄辈,对财富的争取也不免要有个取舍。不少富人在临终时都后悔没能和家人朋友沟通相处,致使亲情友情匮乏,而很少有人懊恼钱赚得不够多的。为钱打拼,偏忽自家健康也容易酿成致富所不克弥补的缺憾。洛克菲勒一生铆足了劲儿,奋不顾身地赚钱,高度紧张之下得了严重的胃溃疡。他曾哀求,哪个医生若能使他享受一片牛排的滋味,他一定奖赏一百万(相当于现在的五千万)美元。再则,为了钱财的争夺而不择手段,竭泽而渔或伤天害理,也绝非财富所能弥补。即便不是牢狱之灾,如杨斌、周正毅者流,有些富翁为了钱而损友卖友,也令自己的人生蒙上阴影。《CEO智慧》中介绍的卡内基,是个世所公认的伟大企业富豪,但对栽培他的恩人斯考特先生不够义气的事,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污点,也教他噬脐莫及。最终他捐出几乎所有的家财五亿(今天至少值250亿)美金,可能这也是动因之一。

　　最后,我们也来谈一下财富的承续问题。按照通行的产权理论,财富的所有者拥有它的处置权,是否把所聚积的财富遗留给自己的子裔,颇能反映巨富们的财富观。盖茨和巴菲特约定,只把财富的一小部分留给子女,使他们能有足够的钱从事自己乐于做的任何事业,但却没有足够的钱去无所事事。可谓睿智之至。盖茨夫妇已经捐出260亿美元建立基金,主要用于赞助世界贫困儿童的事业。他们表示将只为每个子女留下一千万,使他们在受了良好教育后能有机会开创各自的事业。巴菲特也声称要以同一原则行事,不过他的捐赠手笔向来不大。或许,他认为惟有自己才能最高效地增值财富,以便将来的捐助更为可观。巴氏像一个老顽童,不肯割舍心爱的玩具,坚持要玩到最后。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何时何刻才算了结呢?传诸子孙看来似乎最自然不过,其中暗含的假设是,惟有遗传自己的基因者才是自己的。不过,从财富积累的目的,而非生理的角度,这个假设却大有推敲之余地。首先,子孙后裔虽然基因相传,却未必有创业者的精力、毅力、智力,更不要说致富的激情、意愿、牺牲精神了。没有能力保守得住的庞大的遗产,反而会陷子孙于危险的境地。在觊觑财富的各路人马的环伺之下,平庸的子孙如同离开母鲸的幼鲸那样,游于群鲨之间,成为彼等丰盛午餐,遭人算计诱惑的机会反而陡增。加之,白得的遗产过于沉重,子孙们往往难以承受,由骤富而淫逸而颓靡而沦丧的富家子,更是屡见不鲜。以此来看,盖茨先生有限继承的办法对子女实在是个最明达的选择。

　　那么余下的钱财又应该怎样处置呢?人们通常以为捐献给公益和慈善事业是巨富们的义举,没有私念成分,其实不尽然。试以美国大学设立一个百万元基金的讲席为例。富人捐出五十万赞助,校方则要组织其他的个人或组织配捐余下的五十万。富人的五十万捐款可抵免所得税,以税率50%计,则他/她实际只捐出了25万,另外的一半乃由山姆大叔承担,因此杠杆率是1:4。如果捐款是通过其所控股的企业捐出的,以赞助人占10%股份来计算,则乘数效应就达到了四十倍。而讲座的冠名权,关心教育公益的美誉,广而播之所形成的名声,则尽为赞助人所得。如果把这种身后经久不衰的潜力折现成现值的话,可以大大增进富人的影响力和幸福感,同权力法则和快乐法则相契合；加上富人赞助的公益是经过精心挑选,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也能够体现其意义法则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或遗赠,因而是高度符合财富积累者的经济理性的,由此带来的积极社会效用也远比娇纵子孙颓唐败坏要有意义得多。上世纪初的洛克菲勒、摩根都曾靠赞助文艺和医学研究来洗刷为富不仁的恶名；若没有卡内基--梅隆大学、史丹福大学,卡内基、史丹福、梅隆也早已被人淡忘,尽管他们生前皆曾炫赫一时；《CEO指智慧》中提到的盖蒂先生创立的信托基金,把他大部分家财倾注到盖蒂美术馆,成就世界艺坛的璀璨明珠,令世人至今感佩不已,也是一个显例。这些都说明了,成功的财富聚集者通过支持有意义的事业,而不只把财富狭隘地留存给自家后裔,才是财富积累得以升华的正道。通过捐助的导向,富人能使自己的事业伸展至身后,公益、雄心、人生追求的三大法则,于是都能得到兼顾。

　　孙涤,1982年留美后取得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越级晋升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并任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1993年)、上海财经大学兼任教授(2002年)。2003年起任建行总行投资银行部门总经理。

　　主要著作有《创业与经营》、《决策的艺术》、《开放基金三十讲》、《理财技巧与经营策略》、《CEO智慧-财富世界的无冕之王》和《管理琐话》等,此外有三十余篇论文发表在国际一流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