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记者采访时问及企业家的收入与贡献不成比例的问题。春兰内部个人收入差距有一点，但不大，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是一般员工的一倍略多一点，很多人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保守。我想，这个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就个人而言，我在春兰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组织上在各方面包括生活上对我很关心、很照顾，我很满足。个人收入多一点或少一点，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来讲，并不是很重要的事。
然而，从面上看，打破“平均主义”的任务还未完成，国企在分配上建立灵活而有效的激励机制，重点向有有力、有贡献的人倾斜直至大的倾斜，毫无疑问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问题是现在的分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就拿理论界说得较多的“年薪制”来说，国有企业中真正实行的并不多，个中的因素很多，情况比较复杂。举例来说，现在国有企业与合资、外商独资、民营等其它性质的企业并存，它们之间体制、传统、资产性质、发展历史都不一样，它们的经营者和员工们的观念、心态、心理承受能力差别很大，国企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国企的经营者不能有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对分配制度改革的看法，还是四个字：积极、慎重。一个企业家的收入和贡献在差距，这个问题不能用一般人的眼光去看。我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对名牌没有什么判断能力。我自我感觉蛮好的。“强烈的自尊心”是我最大的工作动力。其实我当初是极不情愿到春兰当厂长的，行政命令，没有办法。我圈子很小，不习惯面对很多人，我喜欢自己拿张纸自由自在地搞研究。特别是我第一天上任就来了3个要债的，而且说你不给就到你这吃饭去，这种感觉太差了。如果今天叫我选择，我还是不会选择当厂长的，我会去搞研究。
对于媒体我一向是低调的，一个企业应该出名的是企业和品牌，而不应该是老板。我不是商品，不用推销。我是很个性的，有时候也很矛盾，我理性上认为领导人炒作一下是好事，但现实中又不愿做。我不习惯面对很多人。我是美国麻省中国基金会副理事长，他们多次邀请我去讲座，我都没去。美国两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我断然拒绝，我不要这些东西，当然也美国北约轰炸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问题。
现在中国企业多数都是负债经营，用银行的钱搞投资生产，为什么春兰不这么做呢？我觉得这是个人风格问题。中国人苦日子过惯了，再紧也要留点钱。我看到过大企业特别是国外著名公司一夜之间就没了。我经常提醒自己：步子可以迈，但日子要过得长一点，不要背很大包袱。但这种思想受到严厉批评，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前，说我保守，说国外1分钱做10分钱的事，你一分钱还要留5厘，这是资金浪费。但我13年间从零资产增加到80亿元净资产，你能说我保守吗？总的来说负债发展是对的，但问题是要合理。金融风暴中倒下的像韩国大宇、韩宝、启亚，就是超过合理的极限，这时你就感昌不得。国际上规定企业60左右的负债是合理的，超过，就进入警戒区。中国企业负债大概在70多。中国没有讲信用危机，但大家思想上是有这个概念的。我的原则是：稳妥、不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