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堂会审民营银行试点(图)

　　以“金融制度创新”为旗帜而不以民营银行为旗帜，是冀望借助“民营银行”这一载体，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而不是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新添那么三五家银行

　　本报记者　夏英

　　长城金融研究所功成身退五大试点方案浮出水面

　　7月22日，长城金融研究所假座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举行民营银行试点方案研讨会。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5个试点方案至此全部登台亮相，分别是沈阳瑞丰银行、西安中国长城银行、江苏江阴商业银行、广东佛山南华银行、深圳民华银行，很显然，它们分别对接着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省份、苏南地区、珠三角经济区，面对的是不同环境下不同的金融需求。

　　此前一直备受瞩目的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却没有名列其中。消息人士透露，泰隆城信社在最后关头“暗度陈仓”，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变身为一家“改建”的民营银行，眼下只是尚未正式挂牌而已。因此，本次5个试点方案全属“新建”。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盛会并不以长城金融研究所倡议数年的民营银行为口号，而是冠名为“金融制度创新研讨会”。这个细微的变化意味深长。

　　实际上，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银行业已经形成类金字塔的结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塔尖、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居中、111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4万多家农村信用社成为庞大的基座。很明显，长城金融研究所最近3年倾力倡导的“民营银行”，与这个体系中任何业已存在的金融机构大有差别。

　　这个差别何在呢？

　　长城金融研究所的领军人物徐滇庆回答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民营银行早已存在，比如民生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国家不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也是民营银行，但是不论民生银行，还是现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们的准入都完全是政府一手主导，而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因此，现有金融体制中不仅缺乏银行的市场准入规则，而且连带导致监管规则不健全及退出规则缺位。

　　学者们之所以要力主开放民营银行，目的在于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从而开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因此，以“金融制度创新”为旗帜而不以民营银行为旗帜，是冀望借“民营银行”这一载体，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而不是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新添那么三五家银行。

　　这一变化同时意味着长城金融研究所的使命基本完成。事实上，本次会议后，长城金融研究所将不复存在，光荣谢幕。

　　作为谢幕与新生并存的一次会议，本次论坛冠盖云集，国务院、金融界、学术界的数十位重量级专家一同与会，对试点方案作评估，大有“三堂会审”的味道。

　　“股东是硬指标”

　　民营银行落地之所以如此艰难，并不是因为它的“草根”性质，而是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动机的疑虑，以及民营银行如何保证信誉的疑虑。

　　很简单，作为“草根金融”的民营银行的信用来自于自身，而对自身信用的评估显然相当困难。其他银行为什么不困难呢？因为它们有国家信用撑腰。

　　细而言之，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家独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大多数是国家控股，它们都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甚至以合作之名存在的农村信用社，也有隐含的国家信用担保。

　　在存款保险制度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公众显然有充足和正当的理由首先对股东——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经营业绩、市场信誉进行拷问。

　　是次登台亮相的发起人股东———沈阳瑞丰银行的发起人沈阳东宇集团、吉林亚泰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环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中国长城银行的发起人西安丰佳实业集团；江阴商业银行的发起人江苏申达集团；佛山南华银行的发起人广东志高空调、广东力中集团；深圳民华银行的发起人深圳中科智担保公司———就不可避免地要被置于聚光灯下接受拷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前央行非银司司长夏斌不容置疑地说：“要把股东情况说清楚，股东是硬指标，其他都是软指标，股东这关过不了，别想过审批关。”

　　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警告说：“股东是实实在在的硬杠杠，不能想着玩金融，应该老老实实干金融。”

　　显然，这些民营银行试点方案要转化为现实，上述发起人股东就必须经受来自公众层面、监管层面的严格监督和把关。

　　至于后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办银行动机何在，从数个试点方案来看，需要警惕的是企图获取“暴利”的心态。

　　比如，民华银行提出在设立初期，要在3年内将资本金扩大到10亿元；南华银行不仅提出，从第三年起将增资扩股至10亿元，甚至预测经营第五年可实现税前利润1.8亿元和税前净资产收益率15.8％；沈阳瑞丰银行则提出在2023年把自己打造成“东方花旗”。

　　吴敬琏质疑说：“办银行首先讲如何为股东提供丰厚回报这是不对的，丰厚的回报对应的是高风险，银行是个稳健行业，现在企业纷纷进入银行业，因为银行业回报高，也许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并不正常。”

　　“一股独大”还是分散股权

　　是集中股权还是分散股权，这是对试点方案的另一重争议。

　　在沈阳瑞丰银行方案中，沈阳东宇集团、吉林亚泰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环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分别持股15％，沈阳建富混凝土公司、大连中基实业公司和大连三环公司分别持股10％，并列第二大股东，其他发起人持股25％。

　　沈阳瑞丰银行在公司章程中并且明确指出任一单一出资人及其关联股东控股不得超过20％。

　　西安中国长城银行没有披露具体的股权结构，但是该公司章程明确指出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10％。

　　这与江苏江阴商业银行、广东南华银行的设计方案恰恰相反。

　　在江苏江阴商业银行方案中，申达集团、江苏申龙高科技、南京中达制膜并列第一大股东，分别持股15％，江阴瀛寰资产投资、上海信源投资并列第二大股东，分别持股10％，其他持股合计35％。

　　其中申达集团、江苏申龙高科技、南京中达制膜、江阴瀛寰资产投资、上海信源投资五者有关联关系，累计持股超过65％。

　　广东南华银行，则是大股东广东志高空调持股50％，力中集团持股30％，广州金誉持股20％。

　　深圳民华银行则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第一大股东深圳中科智集团持股18％，相对控股，其他股东股权尽可能分散，单个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12％。

　　对于单个股东的持股比例，我国的相关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对于单个股东持股超过10％，监管层显然持相当审慎的态度。1994年颁发的《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指出，单个股东投资金额超过金融机构资本金10％的必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9年颁发的《商业银行法》再次强调，商业银行设立时必须提交持有注册资本10％以上的股东的资信证明和相关资料，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资产总额10％的股东必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民营银行甫一设立，是否适宜采用股权集中、一股独大的模式呢？

　　西安中国长城银行方案设计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彭恩泽以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这个问题上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股权分散可以避免大股东操纵银行。

　　彭恩泽认为，一家银行的成长性可能大大超过股东的成长性，银行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股权必然被稀释，是无法预期银行的成长性和股东企业的成长性必然保持线性关系。因此，股权分散更合时宜。

　　樊纲并且援引国际上大银行的例子说，从国际经验来看，单个股东的持股比例一般都不超过10％。

　　他们的观点立即遭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坚决反驳。

　　林毅夫反驳说，大银行有大银行的做法，社区银行有社区银行的做法，不能拿规模很大的银行来做参考系，判断民营银行应该实行股权集中还是股权分散，应该以社区银行出生和成长的初期这么个阶段来做参考系。

　　他认为：金融业的重要特性就是“用的钱是别人的钱”，因此道德风险特别大，最好的方式是有一个占股50％甚至更多的股东，这样一是可以避免关联贷款，大股东用自己的钱来贷款势必要“三思而后行”，二是从监管层面考量，监管1个股东要比监管1000个股东更容易，股东数量少，相应的关联企业也少，更能杜绝“圈钱”的弊端。

　　由中山大学和广州市社科院主持设计的南华银行显然秉承了上述思路。课题组认为：在银行设立初期，股权结构适度集中能够防止股权分散所造成的小股东搭便车、缺乏对公司经营状况关注积极性的问题，此外，这种股权结构，既有利于获取高质量的资本，又可保证银行经营管理和决策机制的效率。

　　允许还是完全禁止关联贷款

　　关联贷款问题一直被反对民营银行的一方屡屡拿出来说事，他们的理由是：民营企业办银行的动机可疑，不能排除民营企业通过打造金融平台，从而向关联企业贷款，并最终从银行“圈钱”，把银行变成“提款机”的可能。

　　上述说法当然并非全无根据，就是民营银行的积极推动者亚洲开发银行驻京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从国内外银行发生的风险情况来看，银行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给关联企业贷款。在这个方面，韩国和我国台湾都有过惨痛的教训，就中国大陆而言，1990年代初放开城市信用社导致的金融风险，至今余悸未去。

　　显然，民营银行要获得公众和监管层的认可，就必须在关联贷款上立下规矩，给出说法。

　　从曝光的民营银行设计方案来看，在这一方面各个试点都下足了工夫。

　　“对股东贷款不超过该股东实缴资本的100％”几乎成了各试点方案在关联贷款问题上的一致底线。

　　此外，各试点还对关联贷款发放作了进一步限制。

　　比如，沈阳瑞丰银行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抵押质押贷款不得超过该股东实缴资本的100％，且须经银行董事会批准。如果50％以上的独立董事反对，则不得对该股东贷款。

　　南华银行的原则是：确保所有的关联贷款是在银行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发放的；确保关联贷款的发放条件不优于类似情况下对非关联借款人的贷款条件；对有关联关系的借款人群体的贷款余额与本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超过25％。

　　江阴商业银行则提出对关联贷款控制的“三分开”原则，即新设银行要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对该行有实际控制权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他关联企业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应该互相分开，保证银行的人员、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江阴商业银行并且建议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对持股比例超过10％的大股东，其贷款应控制在其出资额的80％。

　　深圳民华银行则提出，银行设立之初，股东必须上报全部关联企业名单备案，并在此后定期更新名单；股东关联企业贷款，该股东必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贷款累积金额不得超过该股东的入股资金。

　　对民营银行发起人主动设计的更为严格的关联贷款风险防范措施，专家们都表示认可，引起广泛争议的是———是不是应该更进一步完全禁止关联贷款？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巴曙松主张在民营银行发展初期绝对禁止关联贷款，以杜绝层出不穷的对民营企业“圈钱”的质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曙光也属“绝对禁止”派。他认为，可以考虑民营银行在3－5年内不做关联贷款，这样有三大好处，一是可以取得银监会的信任，得到银监会的批准；二是可以把那些想通过入股民营银行得到关联贷款的企业分离出去；三是有助于民营银行建立信誉，在银行发展壮大后，制度完善后，再考虑做关联贷款。

　　但是，另一部分专家比如徐滇庆和樊纲则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做不太现实，关键是要确定合适的关联贷款比例。

　　因噎废食的危险性

　　民营银行之争已经历时至少十年，其间经历两个层面两个阶段的大争论：一是该不该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二是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是采取“改造”模式还是采取“新建”模式。现在看来在民营银行准入、民营银行新建方面已无大的争议，但是在民营银行具体该如何建，股权结构如何、市场定位怎样、关联贷款风险如何防范等等方面，专家也好、金融界也好、实业界也罢，尚存诸多争议。

　　对此，徐滇庆表示，既然是金融制度创新，自然就会有争议。对于民营银行，“我们一缺成功的经验，二缺必要的规章制度，三缺民营金融家”，惟一可行的途径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援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树清的话说，“中国金融改革和创新存在许多困难，但是，最大的风险是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

　　实际上种种迹象表明，开放民营银行已经成为决策层的决心所向。

　　吴敬琏年初曾撰文说，“近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控制（金融）风险措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制度性缺陷”。

　　他透露说，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政府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开出四剂药方，加快银行体系改革。改革措施包括：以中国银行（香港）为先导，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在今后数年中陆续重组上市；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开放民营银行；重组县域金融体系———民营银行开放已经赫然在列。

　　（相关报道见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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