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要不要“踩点刹”？

　　尽管受非典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仍达到8.2%，工业增长则达到16.2%。汽车、钢铁和房地产三大行业一马当先；投资增幅把经济增长远远抛在后面；银行贷款快速增长；“五小”企业纷纷恢复生产；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电力供应再度紧张……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需要淡出？三位专家近日就此展开了交锋。

　　A.经济过热还是健康发展？

　　姚景源:我不赞成用“过热”还是“不过热”这些词。全社会都来炒作“过热”会有不好的效果,“过热”炒作太多的话会影响一些非专家型的人。就像医生对病人说疾病的时候,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一样。心理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舆论引导民众心理要有正确的方向。

　　胡鞍钢:从全国看,经济发展总的趋势是好的,但也有不少地区和行业头脑发热,大干快上,投资增长过快,投资规模过大,人为地加剧原材料紧张、电力供应紧张,出现了局部经济过热的倾向。这表明,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偏向于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我担心,弄得不好,可能又会伴随新一轮的“急于求快”,从正常的经济复苏走向“经济过热”,从“积极投资”转向“过度投资”,从“无通胀、低通胀”转向“高通胀”。

　　张立群:我认为,GDP增长高了没有坏处。1992年到1997年GDP平均增长率是11.5%,现在连10%都没有达到,我们有什么理由谈热。

　　b.过热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姚景源:判断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或者局部经济是否“过热”,最重要的不是看供给而是应该看需求,如果两者大体一致的话,就不能叫“过热”;如果需求萎缩而供给却在猛增,供给没有需求作为根本支撑,产生大量存货,这个时候就会“过热”。

　　另外,衡量“过热”与否还要看财政是不是增收。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0955亿,比去年增加了18.2个百分点,呈现了高增长的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也不能轻言过热。

　　以目前最热的三大行业中的汽车为例,国际汽车生产利润率通常在3%-5%。而我国去年汽车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是28.45%。可见,我国汽车产业还处于高利润阶段,也是有高需求做后盾的。从去年开始,汽车销售一直达到50%以上的增长速度。我们不能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哪些人或部门进入到汽车领域。

　　张立群:过去20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供给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再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是否过热还要从供给增长在未来有没有需求支持来考察。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看,居民对文化、教育、保健、娱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我国现在城镇家庭轿车普及率不到1%,而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80%;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也远低于国外大城市30平方米(使用面积)以上的水平。1993年房地产泡沫制造的烂尾楼现在全消化了也是一个佐证。

　　c.通货膨胀离我们多远？

　　张立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要高度重视目前贷款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可能引发的风险,这种担心是对的。当然这不是担心整个经济过热,而是针对局部问题的调整。从贷款增长来看,主要是以下几块:第一是对消费者的住房贷款,第二是汽车贷款,第三是商业票据贴现。可以说贷款的快速增长与实体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业票据是已经有交换活动做支持的,住房和汽车贷款增长是可持续的。我没有看到通胀的危险和信用崩溃的迹象。

　　姚景源:我个人认为宏观经济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结构问题,二是增长的质量问题,三是协调发展的问题。

　　我国经济总的来说是好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确实会影响整个经济运行。比如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影响经济运行质量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二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行政干预。

　　农民增收问题是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去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是2476元,而可支配的收入也就1000多块钱。这么低的收入显然没有消费能力,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生活,也影响了全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及相当数量的工业品的市场出路问题。

　　眼下,物价从前年开始已经连续20几个月低位运行。就物价总体趋势而言,还没有摆脱通缩的阴影。在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基本格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下半年经济没有必要去议论通胀的问题。

　　总的来看,上半年货币量增加是良性的,为战胜非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货币供应过快也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金融风险的加大,二是不良贷款的增加,这些都应该注意。

　　d.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淡出？

　　张立群:投资和消费的特点是不同的。消费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变量,一般不会随着经济冷热出现急剧的变化,因为百姓的日常消费都是根据各自收入水平作出的。住行方面的消费虽然不能重现去年的井喷行情,但也没有收缩的迹象。现在的高投资在未来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1998年经济偏冷,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国债投资进一步扩大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市场调节存在很大的不协调。政府投资的责任边界不是很清晰,责权利不对应,缺少内在约束。有些不是政府应该参与的,政府也参与进来,像汽车这种竞争性行业,财政是不能积极的。

　　“积极”二字含义很多,从紧也是积极,财政任何时候都不能消极。国债的作用是点火,既然市场已经升温,就应该撤退,但撤退并不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就要停止,而是由扩张性向中性转变。财政在经济转轨的时候还有非常重要的职能———保证稳定。非典让我们意识到公共卫生体系欠账严重。农村现在缺医少药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有了病就熬着。这恰恰是财政应该拿钱的。在社会保障方面,财政政策应该积极下去。

　　姚景源:我觉得积极财政政策不是退不退出的问题,而是在今后仍然要保持相当长的时间。重要的是财政支出的结构需要调整,要越来越多地投入公共产品,如全社会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财政还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农民增收的投入,加大对外商和民营资本投入的示范性引导,至于投入总量要视财力情况而定。

　　胡鞍钢: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要坚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在经济复苏期和扩张期,不仅从一开始就要十分注意防止经济过热,更要重视防止演变为“经济大起”,保持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局面。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开“特别快车”。

　　其次,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

　　还有就是从追求经济增长数量转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必须通过战略性结构调整才能在相对高的经济增长条件下实现明显的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是“富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人民而言,最有意义的经济增长是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经济增长。据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