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新的金融体系

　　易宪容

　　中国改革开放已20多年了，随着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一个个经济发展的瓶颈被突破之后，金融却成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一方面民众手里揣着10多万亿元储蓄找不到好的投资途径，只好以低息存入国有银行，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与企业又千方百计地希望从国外引进更多的资金。一方面政府希望把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逐渐下降，另一方 面不良贷款仍然在不断增长。等等。

　　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中国金融改革的迅速进展反倒成了经济增长的瓶颈？早在20世纪60年代，戈德史密斯就指出，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金融发展的狂飙突进。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也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使得原本就稀缺的资本却流到了拥有特权而不懂得投资的社会阶层。急需资金进行投资的是企业家，但他们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麦金农和肖还告诫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首先应该从金融领域入手。

　　从理论上说，金融改革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一是无所不在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产生了市场上的摩擦力，经济交易活动因此变得举步维艰，金融体系将起到润滑油的作用。随着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的发展，信息成本将大大下降，使得市场经济活动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二是金融改革提高了国内的储蓄水平，并帮助储蓄寻找到最有利的投资场所。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的经济起飞都伴随着国内投资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

　　那么，目前中国金融瓶颈的症结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建立起降低交易费用的体制？为什么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够为巨大的储蓄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为什么国内的金融体系不能在资金的剩余者与资金的需求者之间架起一座有效的桥梁？

　　在计划体制下，由于是政府主导，使得国有银行体系让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入到无效率的国有企业，积累了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当国有银行问题缠身后，政府想到了股票市场。政府在90年代之后忽然热衷于发展股票市场，其实质就在把股票市场看成了为国有企业“圈钱”、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工具。这必然使政府忽视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的改革，并因此扭曲了股票市场的运作机制，最终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融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政府还想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并把国有股的份额看作是控制的惟一手段，从而导致上市公司的畸型股权结构，为中国股市发展埋下了最大难题。而目前任何国有股减持的风吹草动都会掀起市场上的轩然大波。

　　可见，金融资源非市场化或为政府主导是中国金融瓶颈的关键，中国金融改革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够找到问题之在。但是中国金融体系如何市场化，或新的金融体系如何建立，人们见仁见智。有人主张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如德国），有人强调以市场为主导模式（如美国）。也有人认为，中国的金融瓶颈在于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制，因此，应该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拓展直接融资的渠道。比如，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把金融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根本上就在于国内金融体系开放度低，各种金融市场不发达，特别是证券市场不发达。也有人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的民营银行，以便解决国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等。

　　但是，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言。在二战之前，日本经济体系融资的主要方式是发行证券，许多企业都是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来融资的，居民扔持有的金融资产大部分也是债券和股票。对银行的监管并不严密，而且银行也很少进入借款公司的管理层，以影响其公司治理。二战后很多金融资源从非银行部门向银行部门流动。银行贷款成了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90年代日本房地产与金融市场泡沫戳穿，大量的不良贷款使得日本出现不少“鬼魂银行”，这使得银行生存环境更是恶劣。同时，日本的政府金融机构也十分发达，而政府的金融就称为“财政投融资计划”。这些部门主要是邮政含蓄机构，这些邮政所可以象银行的分支机构一样吸收存款。这些吸收来的存款又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以贷款的方式贷给公众，但是该机构仍然是坏账巨大。

　　尽管日本金融体系从90年代以来就面对巨大的危机，但其盘根错节关系以至必需的制度改革难以推行与实施。有研究表明，尽管日本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政府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不同，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不理清楚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时解决这三者的问题，任何改革方案都会无法奏效。

　　可见，一个国家的融资模式并非是固定的，而且随着时间、条件、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中国，大量的金融资源为什么只集中在政府手上？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为什么会那样低？目前仅靠提高增量的质量化解历史遗留和转轨过程中累计的不良资产能够适应现行经济发展要求吗？仅是靠技术的改进、风险管理机制改善、新的金融机构创立就能够解决问题吗？其实，这只是问题之表象而不是问题的实质。最为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国内的金融资源基本上还是由政府在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非市场化。无论是利率还是汇率的确定，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准入还是金融市场的退出，无论是金融机构的设立还是金融产品的推出等，基本上为政府权力所主导，而不是市场化法则来确定。比如，金融机构的行政化、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官员化、金融资源政府审批化等都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窠臼。

　　对新一轮金融改革的来说，需要以市场化的法则重塑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从根本上确立金融体制运作的规则和秩序，需要从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金融风险。市场化不仅是金融改革的基本取向和准则，也是评介金融改革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但是，无论是银行还是证券及保险，其运作机制的非市场化则目前中国金融改革顺利进行最大的障碍。

　　比如，近几年来，尽管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央行运作的财政化，银行监管的计划化（如下达降低不良资产的指标），证券市场通道制等都使得金融资源配置严重扭曲。因此，政府权力如何从金融市场退出，如何加快金融市场的内外开放，加快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定价机制，都是金融业市场化的重要方面。

　　当然，金融市场化，还必须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综合发挥银行、证券、保险的功能，协调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因为，无论是脱离现实条件还是各当事人不认可的改革都可能是不成功的改革。比如两年来无法走出其困境的国有股减持。

　　总之，以市场法则重塑中国的金融体系，首先就是让政府权力最大限度地退出市场，就得协调好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立金融体制运作的规则和秩序，化解中国金融业的瓶颈。